1983年加入美国古董钟表收藏家协会；1991年，矫氏创制成功亚洲首三个不同结构的天仪飞轮手表，开创了东方人创造最高级手表的历史。
1992年1月，他应邀参加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时计独立创作人学会"，该学会仅有瑞、德、意、美、英、十多位会员，矫氏是唯一亚洲籍会员。
1993年4月加入英国计时学会，同年7月创制出世界第一只取消飞轮结构中的固定支架与旋转框架的“矫氏神奇天仪飞轮表”，震惊世界表坛。
矫大羽“龙的系列”共有13个不同类别、各不相同的天仪飞轮手表，1992年开始，连续七年在瑞士巴塞尔国际钟表大展中展出，获得极高的评价，填补了亚洲钟表史的空白，在世界钟表史中，也缔造了一项可贵的纪录，为中国人争了光，并被肯定为有不可估量的发展前景。
矫大羽：奇迹在手中流淌
今年9月20日的北京展览馆，中国国际钟表展览会上，专程来华主持“钟表奇迹”展的瑞士历峰集团高级行政主管克罗尼先生，握住老朋友矫大羽的手：“陀飞轮，现在你是我们的威胁了”。周围随行的人员则笑着插话：“是朋友，还是朋友”。
“陀飞轮”是瑞士同行对矫大羽的称呼，但它的原意“Tourbillon”则是钟表工艺中最为精密的一个部件、对机械表制造者最大的技术挑战。
在毛主席像章后面留下名字
矫大羽，苏州人氏，其父亲矫毅是著名的篆刻家、西泠印社社员，母亲是位校长。1965年19岁的矫大羽，进苏州开关厂当了工人。厂长问他会干什么？他说“我会在石头上雕刻”——这是家传，矫大羽7岁时的印章作品，即获过全国优秀作品奖。工厂送矫大羽去上海华通开关厂学习金属开模的10个月，真应了中国那句“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的老话。整整10个月，带他的杨师傅没有说过只言片字，精湛技艺全靠矫大羽自己心领神会。整天埋头干活一语不发的杨师傅，当时正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他解放前曾给国民党政府开模制钞。
1966年秋天，“文革”已在全国铺开，上海华通开关厂的进修无法再进行下去，矫大羽回到已经半停产、全面文革的苏州开关厂。当时国内最革命的标志就是佩戴毛主席像章，谁有一枚毛主席像章，大家都眼红得不得了。有人甚至因佩戴了一枚毛主席像章而遭抢劫。
矫大羽对时任厂长的黄金林说：“我们制造毛主席像章吧，我会开毛主席像章的模具!”黄金林没有打击这位20岁年轻人的政治热情。但在那个特殊政治情势时期，这得冒多大风险!得到厂长默许，矫大羽秘不宣人地试制起来。十多天后，矫大羽把一枚自己开的毛主席像章钢质凸模(主模)给黄金林厂长，厂长惊呆了，立即捧了这一枚钢质凸模，送往苏州市委“毛主席像章办公室”，当时正是军管会主事，办公室主任吕德轩是位军人。
现年75岁高龄的吕德轩离休后住在济南，38年前发生在苏州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新。吕德轩老人兴致很高地告诉《时代人物周报》：“当时那个像章紧张啊，苏州没有能做的。大家都怕冒风险，万一做得歪一点了怎么办？但是这个年轻人敢做，做得还很像。”
就这样，苏州开关厂在文革的初期，便得到了制造毛主席像章的“特权”，经矫大羽开过的主模，被送到“金属工艺饰品厂”、“珠宝社”等进行规模化生产。矫大羽为邮电部、6307部队、苏州市革委会等机关，制造了10万余枚毛主席像章，单为邮电部就用了三吨铝材冲压制造了56000枚像章。就在矫大羽埋头苦干时，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想法：“我这么热爱毛主席，他知道吗？我这么不眠不宿地雕刻了30副模具，有谁知道是我做的呢？”于是，在一次为“苏州市纪念‘讲话’筹备处”开模制章时，矫大羽在像章的背后，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大羽。而那正是“三忠于四无限”开始狂热的时期。
今天，当《时代人物周报》问他当时是否考虑过后果时。矫大羽脱口而出：“那时候怎么会想后果呢？谁知道文化大革命会持续10年？要是知道会变成后来的样子，我怎么也不敢把自己的名字刻上去呀!”
吕德轩老人也没有忘记“像章背后刻字”事件：“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呀。我就‘熊’他，你跟毛主席一般‘大’呀，正面刻他，背面刻你？”
而刻有“大羽”字样的毛主席像章，由于矫大羽当时“只是刻在了别针的下面”，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竟也安然无恙。今天这几款像章已成为收藏界万分难得的珍品。
没有“三基孔”的手表，催生苏州手表厂
矫大羽从小爱捣鼓家里的闹钟和旧怀表，《时尚时间》的康威凯是矫大羽每次回大陆必访的朋友，他告诉《时代人物周报》：“那个时候，矫大羽的年龄还不到两位数”。在矫大羽的记忆中，12岁那年，就修好了家里一只跳字怀表，那只老古董的“起死回生”，影响了矫大羽的一生。
从学校到社会，都知道矫家有个孩子会修表刻图章，尤其是“古旧”表。由于“斗私批修”的成果，人们全无“古董与收藏”的概念。有些老古董竟被当做“旧表”不要了，就给了矫大羽。有些则很便宜地在“寄售店”出售，当时有位高中校长还要矫大羽陪着去“寄售店”淘宝。
而矫大羽自称他修表也不是无师自通，他有机会就站在修表匠旁边“观摩”。
这种拆装和探索工程一直延续到制造毛主席像章。就在苏州城热火朝天地制了两年毛主席像章时，为了造战斗机，毛主席发出了“还我飞机”的指示，不准各地再耗费铝材造像章。矫大羽的热情全部转到了手表上，1970年，苏州开关厂计量员矫大羽又拿着一枚手表找到了吕德轩。这是一枚由矫大羽全手工制造的手表，第一枚“苏州制造”的手表。当时的苏州只有钟表元件厂。
时任轻工业局一把手的，正是军代表吕德轩，一位颇有远见的军人。
吕德轩拿着这块手工制品到当时苏州很出名的“中南表店”找到“苏州最有名的林师傅”，经过测试：这是一只走时准确的手表，但它不是按照规范工艺制造的，它没有每一只手表上与生俱来的“胎记”——三基孔——因此无人想像得出这只表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吕德轩老人还记得当时林师傅的两句话：这个人太聪明了!这个表怎么做成的呢？
不久以后，在轻工业局革委会党组书记、军代表吕德轩的提仪下，苏州市成立了“苏州手表厂筹备处”。
想调走矫大羽这样的香饽饽，开关厂可不答应。13岁在娶媳妇当天就“跟了部队走”的老革命吕德轩，找到了老战友，时任苏州军分区司令的刘金山——大名鼎鼎的铁道游击队队长刘洪的原型，终于将矫大羽调到了手表厂“筹备处”。
矫大羽弱冠之年在苏州城风光无限之时，却是父亲矫毅因为所谓的“封资修历史问题”挨批挨斗的日子。吕德轩在看了矫家的档案后，认定那是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我那时是军代表嘛，手中正好有权”，吕德轩把矫毅从正在文革炼狱的“民族乐器厂”调离，保护起来。
矫大羽没有辜负吕德轩的知遇之恩，第一批六块“报喜表”中的一块被矫大羽刻上“江苏省革委会许世友主任纪念”的字样，由苏州市革委赠予许世友将军。
当时“上海”牌手表在国内一枝独秀，凭“手表券”买，还得120元一只(120元在当时相当于一位大学本科毕业生两个半月的工资，一个中专毕业生4个月的工资)。矫大羽制出了和上海牌机芯SS-1等同的机芯，这种手表成本只有7元8角，售价45元，拿着手表券和各种条子的人天天围堵厂门。
艰难起步香港 拼到瑞士专利
矫大羽的夫人是位印尼华侨，因了这层关系，1980年，34岁的苏州钟表工业公司技术员矫大羽携夫人及两岁的女儿矫玫，全家人移居到了香港。
对于矫大羽的赴港，现年73岁的王兆麟老人非常惋惜，当时他负责苏州市钟表工业公司技术科的工作。24年后的今天，他在痛惜人才流失的同时告诉《时代人物周报》他仍然支持矫大羽的选择。那个年代所谓的“唯学历论”真是害死人，像矫大羽这样的技术人才，只能做工人，而无法转为技术员，更不要说评工程师了。
初到香港那段人下人的日子，是这样过来的：“当初听别人说，香港如何如何好啵，但在那里，知道你是大陆来的，人家就看不起你，怎么生存下来，是最主要的问题了。”矫大羽发挥自己做手表的强项，从手表代理商那里领取零件回家，按合同规定，将300万个元件，装成50万只手表。夫妇二人请了一位钟点帮工，组装后交给厂家，以件计酬，每只1.2元。
起初两三人一天只能组装50只手表，一年后，每天能装配1000只。这种飞速提高的背后是什么？矫大羽说：“说不吃饭不睡觉，那是不可能的啵。但是当时装到什么程度，也就是饿了吃一点，醒了就做活。”
近两年的艰苦，成就了矫大羽日后事业的基础。有了几十万元的经济基础，矫大羽不能忘怀的还是做手表。
不再单纯为了生计的工作，总能激发人的创造性，何况这股创造的欲望早已不可遏制。然而这股创造的欲望带来的，基本上是一年一块陀飞轮表的“慢功细活”。从1990年到2004年，矫大羽一共才制造了15块陀飞轮腕表。
2004年农历大年初五，一封来自瑞士的邮件敲响了矫大羽的天仪轩。矫大羽期待已久的认可——这份签署日期为2003年12月31日，由瑞士专利局“出品”、第一次颁给东方人的天仪飞轮发明证书，终于经由香港专利局转到矫大羽手中。
事实上，早在1998年7月，矫大羽已因发明矫氏神奇天仪飞轮，获得了中国专利，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人家会说‘你是中国人，中国专利当然偏袒你’了，那么我在2002年又获得了美国专利，人家又说‘美国又不是当今的钟表王国，它的专利不权威啵。’我就咬着牙再做我的表，我什么都不说。”
在今年的中国国际钟表展览会上，人们看到矫大羽的展位，一边是他所收藏的1888年11月产自瑞士的瑞士专利第1号表，一边是瑞士专利局颁发给他的专利证书，专利号为693725的证书上写着“关于擒纵机构的发明专利”。这就是矫大羽十多年来“咬着牙，什么都不说”换来的。
申请瑞士专利，矫大羽走过了人们难以想像的路程，“我无法和任何人交流，在你成功之前，没有人会相信你不是在说大话。”可以想到，矫大羽以一己之力赢得了世界钟表王国的尊重，而我们无法找到一个标准来衡量二者悬殊的资本和相媲的实力。
对于终于到来的专利权，矫大羽认为并不是天道酬勤那么简单，他坚持认为是上天的眷顾：“很多人比我更勤奋，但并不是每个人最后都得到了认可，你说是不是？”
连续14个春天，巴塞尔有他必赴的约会
一年一度的巴塞尔国际钟表展览会被称为钟表界的“奥林匹克”，这个展会有个传统：一号展馆是专门为知名厂商设置的品牌馆，即通常说的欧洲馆；二号馆是珠宝馆；三号馆是其他钟表商的展馆，矫大羽则是惟一在一号馆布展的亚洲人，同时也是AHCI（国际时计独立创作人学会）惟一的亚洲人。
至今连续14年，巴塞尔的春天是他必赴的约会。
每次展会他都是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只展不卖”已经成了矫大羽的LOGO。
2003年春天，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巴塞尔国际钟表展览会拒绝了来自中国和新加坡已经到达展会门口的参展商。惟一参展的中国人就是来自中国香港的矫大羽。
自1991年起，矫大羽每年都赴约瑞巴塞尔国际钟表展，每年他都推出至少一款自己的新作品。2003年矫大羽带来了他的新作，给西方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难得聪明”和“唯吾知足”。
矫大羽对于“难得”的理解与众不同：只有在那最重要的时刻，你“聪明一下”，方显出英雄本色，才有足够的勇气把平时并不笨的事说成“不聪明”。当他喊出“难得聪明”这句话时，可能已经成功了—矫大羽坦陈：唯强者才敢示弱也。
“人家说‘难得糊涂’啵，我却要说‘难得聪明’，没有那么多傻事，哪有聪明的事情呢？”矫大羽一再这么强调，自己做出了外人看来很聪明的事情——他是指获得了瑞士政府颁发的专利证书，但是有谁知道他有多“傻”呢？每造一块表，他都把工作日记记得详而又详，为了纪录造每一块天仪飞轮表的复杂工艺和过程，以第11号表为例，他给制作过程照了800余张照片。
问到夫人林圣娘对他做“傻事”的看法，和善的矫大羽突然紧张地告诫：“不可以问她这个问题，一提造表，我夫人就一肚子火。”停了停，又给自己的话加了个注解：“你想啊，一个人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只做手表，能不让她生气吗？”然而正是林圣娘，一连12年陪伴矫大羽赴巴塞尔之约。每天要接待访客，矫大羽夫妇忙得没有时间进餐：“每年都要到瑞士一次，这么宝贵的机会，每一分钟都不舍得浪费，我从不游览，你都想不到有多忙”。
每年春天从巴塞尔再赶赴日内瓦参加高级钟表展、安帝古伦古董钟表拍卖会，这就是矫大羽经年不变的行程。
“那么多国家采访过我，还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
作为一位国际独立制表人，陀飞轮表已造了5种不同类别共15只，下一步矫大羽还要做什么？对于《时代人物周报》的提问，矫大羽连说“问得好问得好，那么多国家的记者采访过我，还没有人这么问过。现在我要告诉你——”矫大羽压低了声音，俯下高大的身躯“我还想做什么!”
“我一声不响地造表，造了这么多年，有谁知道我的这种努力呢？有多少人知道有个中国人发明了第三代陀飞轮?有多少人知道是中国宋朝人开创了钟表史？有谁知道发明创造有多么艰难？我要做的，就是让人家知道这些。”矫大羽说自己要做的工作，就是记录历史和开创未来。”他肯定地给自己的工作“定了性”。
再看这几年的工作：2003年12月31日，矫大羽开通了自己的网站。这一天，他并不知道，瑞士政府正在给他签署专利证书。
开设网站以后，矫大羽把自己的故事和追求以及发表过的文章全无保留地放了上去。一年只做一块表，只为证明在中国人开创钟表史一千年后的今天，是中国人创制了“神奇天仪飞轮手表”，并获得了钟表王国的认可，连矫大羽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傻。
除了网络能够在压缩的时空里传播给人们，矫大羽做手表的故事还被电话卡所记录和传播。1994年江苏省邮电局首次发行
“天仪飞轮表”电话卡，2000年12月18日中国电信专门发行了一套四枚纪念苏颂诞生980周年、纪念矫大羽在世界首倡“中国人开创钟表史”10周年的电话卡。
矫氏专题电话卡承载的历史与文化何其丰厚和珍贵，目前，中国两岸四地已为矫氏飞轮表系列发行了31枚电话卡。有些朋友不解地问他：“你不做手表了吗？你开始做磁卡生意了吗？”矫大羽颇为苦恼地告诉《时代人物周报》：“他们无法理解我这种记录历史的方式。”980多年前的宋朝宰相苏颂，若不把他主持制造“水运仪象台”的经过，详细记载在《新仪象法要》一书中，那么人们在1000年后要去证实这段历史，并对它有个正确的认识，将是天方夜谭。
作为亚洲顶级古董钟表收藏家，矫大羽说他同时也在用文字的形式“记录历史”，他的《Time in
Pocket》一书，讲述了矫氏藏品中100只怀表，被评为1992年度香港最佳印刷书籍奖。这本书被包括日内瓦的“百达翡丽时计艺术博物馆”在内的瑞士、德国、英国等国家钟表历史博物馆收藏，并被瑞士权威的“WOSTEP”钟表学校选作教材。
首倡“中国人开创了钟表史”
10年前，在江诗丹顿一次古董钟表收藏家的演讲会上，矫大羽语出惊人：世界上第一座具有擒纵系统的水运仪象台，出自中国人之手，是中国人开创了钟表历史。他以他一人之力，把此项发明提为“中国古代五大发明之首”。
这个提法，矫大羽早已酝酿多年。
还在苏州开关厂当计量员时，矫大羽看到清华大学机械研究权威李仙洲教授对宋代苏颂“天文水钟”的评价时，就萌生过此念。移居香港后，在研究李约瑟的科技史著作时，找到国际科技界对苏颂的评价：苏颂把钟表机械和天文观测仪器结合起来，在原理上已经完全成功，他比西方公认的钟表发明人罗伯特.胡克先行了6个世纪、比方和裴早7个半世纪。
1990年矫大羽以收藏家的身份参观瑞士巴塞尔国际钟表展时，看到百达翡丽在1981年出版的一本钟表图录上记载：“现代机械钟表中使用的擒纵器，是源自中国古代苏颂的发明，他制造的水钟(水运仪)，已达到每日一秒钟的误差，而我们西方使用的擒纵器，是在苏颂以后三个世纪的事。”(不同的记载，在时间上甚至有三个世纪的差异，但这并不防碍西方人将苏颂开创性的发明，载入了史册。)
这一系列发现和求证使矫大羽认定，是中国人开创了钟表史，此后，每到一处，他都不失时机地提出这一论断，并对各种邀请他参加的展会提出要求，把“中国人开创了钟表史”这一论断，放在会议最突出最引人注目的地方。现在，国际社会已普遍认同这一观点和事实。
陀飞轮为什么能使他享尊崇？
要了解矫大羽这个人，要想理解他在世界钟表界为什么享有这么高的地位，有一个关键词，是不能省去的，那就是陀飞轮(Tourbillon)。
用一句最感性的话说，陀飞轮代表了机械钟表制造工艺中的最高水平。
陀飞轮的发明起源于1795年，始于路易.宝玑，并于1801年在法国巴黎取得发明专利，此后陀飞轮的竞技便不休止。陀飞轮是一种旋转擒纵调节器，其主要功能是将地心引力对机械钟表中擒纵系统的影响减至最低程度，提高走时精度等。
在宝玑大师发明陀飞轮之前，钟和表的擒纵系统中，都有一个我们能够看到的“摆”，在“摆”至与地面垂直时，因“摆”受地心引力的影响，钟表会走得“慢”一些。陀飞轮是一个360度旋转的机构，它几乎不受地心引力影响，这个精巧的机制被认为是最难制作的复杂钟表装置之一。至今，陀飞轮的制作依旧极富挑战性，其技术仍限于极少几家顶级钟表制造厂和为数不多的专家级大师所掌握。
20世纪30年代，德国人阿尔弗莱德发明了一种取消“固定支架”的陀飞轮结构，被称为“飞行天仪飞轮”。
1993年7月矫大羽推出的陀飞轮手表则是完全意义上的创新，它连“旋转框架”也不存在了，因而得名为
“矫氏神奇天仪飞轮”。
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传统天仪飞轮（第一代陀飞轮）是一间能够转动的有梁、有柱的屋子；飞行天仪飞轮（第二代陀飞轮）则是只有柱而没有梁；矫氏陀飞轮（第三代陀飞轮）便是一间既没有梁也没有柱同时还会转动的屋子。如果说此作品之前的创作打破了只有西方顶级制表大师制作天仪飞轮表历史的话，那么这个创新则是中国人完全以自己的能力发明的。
不仅如此，在世界钟表发展历史中，只有东方的矫大羽是全世界唯一一位成功制造了三代飞轮表中全部五种类型的钟表大师。这一空前的钟表创作，使他成为有史以来，原创设计和亲手制造最多天仪飞轮手表的钟表界殿堂级人物，也使他成为继瑞士宝玑、德国阿尔弗莱德以来的第三人，享有钟表界不可逾越的尊崇地位。
来源：中国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