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乡富，养猪种田做豆腐，火腿卖到杭(州)沪(上海)苏(州)。

　　西乡贫，串棕弹棉花，长年不在家；依靠手艺走天涯，穷点苦点饿不垮。

　　北乡苦，依靠土地呒啥戏，掘种红泥地，粮食产量低，只见糠菜不见米。”

　　义乌的东乡与南乡，同依义乌江，两地种田人，一“勤”与一“富”，却是不一样。问题是出在同样解决种田缺乏肥料时，他们采用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式”，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

　　东乡(义东)的农民，因为土地贫瘠，用鸡毛、鸭毛、羽毛腐烂后肥田。为了收集鸡毛多积肥，他们大年初一就出门，翻山越岭，走村串户，摇起拔浪鼓，“敲糖换鸡毛”。勤劳辛苦了几辈子，结果还是摘不掉一顶“穷”帽子。

　　南乡(义南)的农民，依靠“养猪积肥”种田。结果是猪多肥多，肥多粮多。他们用豆腐渣喂猪，不但通过“豆腐的加工”，提升了田里种出来“黄豆”的附价值，而且“做豆腐”剩下的豆腐渣，成了饲养毛猪的好饲料，减轻了农民养猪的成本，几个月就能把小猪喂养成大猪，宰猪卖肉，增加农户的经济收人；猪肉多，腌制火腿用的鲜猪腿也多，自产自销的火腿，可借义乌江水上交通运输之便，长途贩运到“杭州、上海、苏州”等大城市里去。如此“一举多得”的良性循环，何愁不“富”？

　　同在一个义乌，六十年前，为什么会产生“东乡穷，南乡富”的差别？除了该民谣中说“东乡”人习惯于“敲糖换鸡毛”，“南乡”人习惯于“养猪做豆腐”的两种不同生产方式外，最主要的应该说是：奋斗的目标不同，传统的观念有别。

　　因为义东一带农民，虽然不辞劳苦，“农闲时节人不闲”。白天，男人手摇拨浪鼓，出门敲糖换鸡毛；女人在家搞家务；夜里，夫妻清闲睡得香。他们的生活目标是：收集鸡毛当肥料，勤种田地多打粮；种了粮棉求温饱，知足常乐赛神仙。

　　可是义南一带的农民，长年不分农忙和农闲，每天四更起床磨豆浆，五更挑出“豆腐担”；丈夫白天劳作在田畈，夜里记账打算盘；家妇日中围着猪栏转，晚上挑灯纺纱织布忙；天天起早摸黑无空闲，他们的生活目标是：养猪积肥多打粮，亦工亦农日夜忙，工农商、联动干，企求生活奔小康！

　　由此可见，一个是“能够得温饱，就知足赛神仙”；一个是“工农商、联动干，为求生活奔小康”。温饱与小康，两条起跑线，穷与富差别，就此不一样。

　　早在乾隆年间，佛堂镇的农民商人王有臣，就总结出了“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不辞劳瘁，赖以小康”走农工商联动之路的经营理念。

　　第一条：“农不如工”怎么讲？

　　“农(养猪)不如工(做豆腐)”；“工不如商”兼开店。农民自有一本帐：在家养猪有肥源，田里有肥多打粮；再办一个豆腐厂，三斤豆腐一斤豆，捞回成本有余钱；豆渣喂猪猪快长，肉猪半年可出栏，杀猪卖肉有钱赚，一猪能换几担粮。

　　第二条：“工不如商”有样板，义南商人有本账：

　　鲜猪腿，可以腌，一只火腿半头猪，火腿工厂赚大钱，“农不如工”又一见。火腿燥，可储运，长途贩卖到苏杭，火腿利润又翻番，“工不如商”此出典。

　　“义南富”，不夸张，不信可到“佛堂”看，满目遗痕是“宝藏”。古码头，古街巷；古建筑，古牌坊；古民居内留余香，富商巨贾寻根源，发家都靠火腿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