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记者 邱敏 李颖
前不久，广州市市长张广宁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借鉴义乌市经验，大力推进我市批发市场整合提升和发展的工作方案》。这是广州推进批发市场走进新时期的鲜明信号。
一直以来，广州得天独厚的地理、商业传统和广交会等因素成就了广州在批发市场上的龙头老大地位，904个批发市场的销售总额据保守估计超过千亿元。
但是，要算单个市场，情况就不同，义乌小商品城去年的成交额为315亿元，连续16年位居全国各大专业市场榜首。
另外，遍地开花的批发市场也存在占道经营、档次不高等突出问题，不仅影响城市形象，也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不便。比如，一德路的海味干果批发市场在整个东南亚都响当当，但一公里的道路上布满十几个市场，货车、公交车、手推车挤成一团，成为司机们最头痛的一条路。
如今，广州明确提出借鉴义乌经验，那么义乌经验是一种什么样的经验？广州应当向义乌学习些什么？广州批发市场改造的路径应当怎样选择？带着一连串问题，本报记者深入广州批发市场，并远赴义乌，走访了十余位政府官员和商户，试图给这些问题一些答案。
在浙江义乌，每8人就拥有一辆汽车，人均收入高达5400美元，城中心的商品房卖到每平方米超过1万元，连高档的士价格都是每公里3元。
创造这一切奇迹的基础是批发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义乌的今天。”何樟兴这个历任义乌稠城镇工商所所长、中国小商品集团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局主席，目前的高级顾问，告诉记者。
在何樟兴的脚下是5公里长的龙形建筑群，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如果某人一天在这里逛8个小时，58000个摊位各逛1分钟，就需要120天。
引子：七八万广东人北上
义乌的商人们至今仍然习惯把广东称为老大哥，他们同广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从20多年前摆地摊开始就是从广东拿货的。但在今天，义乌已经成为很多广东小商品出口的一个平台，据统计每年约有40亿元的广东玩具通过义乌这个平台走向全世界，而另一项统计显示，目前至少有七八万广东人在义乌经商。王殿文就是其中一个普通的广州商人。
王殿文做的是钱夹皮包生意，他在狮岭办了一个小工厂，并在梓元岗开了一个档口。上个世纪90年代，广州三元里、梓元岗一带的皮具市场已经颇为繁荣，竞争也很激烈，人们都从全国各地跑来广州进货，“那时在广州的生意已经开始难做起来了，而义乌的批发市场刚刚走向规模化，一个来广州拿货的朋友说，义乌这里有发展”。1994年，王殿文关了档口，夫妻双双北上义乌创业。
当王殿文来到义乌的时候，这里的批发市场已经从马路市场、摊棚式市场，提升至第四代——大型商场式市场。“刚开始不好做，摊位也就一米见方，差不多就好像现在的办公台吧。”随着小商品城里经营皮具的商户越来越多，形成了集合效应，小商品城的名声在外，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外开始到义乌来进货，王殿文的生意越来越好，一天能卖掉1万多个钱夹。
起步：“划行归市”把珍珠串起来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里像王殿文这样的皮具摊位总共有2000多个。这里先后经过8次搬迁、11次扩建。由马路市场、集贸市场升级到展示、洽谈、贸易为主的展贸市场——国际商贸城，场内中央空调、宽带网进入每个商铺，汽车可直接进入每个楼层，商贸城同时配套了金融、信息、外贸代理、物流配送等公共服务设施。在260万平方米的超大面积内，整整齐齐排列着的商品达41个行业，1900个大类，40多万个品种。
何樟兴告诉记者，义乌小商品城能形成今天的集约规模，划行归市是重要的一步。
那时还是工商管市场的时代，何樟兴在稠城镇工商所做所长。“当时全中国的市场只有大致的划分，总的布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尤其是一些摊位转行或经营人员更改后，经营商品也变化了。一些小本经营的人，没有稳定的商品来源，拿到什么卖什么。”何樟兴回忆起那段岁月。1991年，义乌兴建篁园市场，提出“商品类型系列化，一个系列里面多样化”。这种管理思路在执行初期遭到了相当大的阻力。工商所让每个经营户申报自己的经营种类，结果头三天根本没有人报名。一直到第四代小商品市场试开业，1.3万多经营户根据划行归市的原则，按抽签的摊位进场交易。划行归市执行三个月以后，终于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同。
这种模式无疑是利于市场的培育，比如原先花类与鞋类的零星摊位都是不起眼的，分别被集中到一处经营，它们就异军突起，摊位数迅速增加，花色品种变换快捷，花类几乎每几天都会推出一个新品种，鞋类则一跃而成为市场中仅次于服装、袜类的第三大类，摊位数达到1700多个。
竞争力：确立低成本战略
64岁的骆文浩是浙江省义乌市的普通市民。4年前，老骆最疼爱的小女儿出嫁，有一样很特别的嫁妆——一张中国小商品城国际商贸城摊位的营业执照。对老骆来说这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因为这个执照代表的店面已经值100多万元。
国际商贸城里商铺的业主是小商品城集团，而商城集团的最大股东是义乌市政府。从市场建设的一开始，义乌市政府就确定了低成本战略，在篁园市场每个铺面的租金是每月100元，后来涨到每月200元，而对于这些已经在篁园市场经营多年的商户来说，义乌国际商贸城第一期9平方米标准摊位租金仅为每年960元，年管理费300元。所有的老商户，按照在义乌经营的年份和纳税额等经营指标，在“太阳底下”进行公平的抽签。
梁太太是安徽人，是从篁园市场搬到商贸城的老商户，目前她的铺面约30平方米，五楼还有一个合用的仓库，她告诉记者这个店铺是抽签抽来的。按照合同，铺面租用2年，租金等费用在15万元左右。
低成本的铺租，直接打造了低成本的产品，使义乌商贸城这个平台销售的商品大大增强了竞争力。在义乌流传着楼仲平这个吸管大王的故事，吸管也许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商品，但楼仲平就是把一个生产吸管的家庭作坊做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饮用吸管生产企业，一根吸管赚8毫，现在他的企业有60条生产线，日出口吸管8吨，占全国吸管需求量的四分之一，每月利润40万元。
秘密：“有形的手”在调控
低铺租的秘密在于政府那只“有形的手”的有力调控。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的背后离不开政府的影子。从1982年至今，25年来，义乌历届党委政府一以贯之，打造一个市场。义乌政府在行政的推动下，独家办市场、独家管理市场、独家收费，这样义乌的市场硬件可以三级跳，但市场却始终是低成本运作。
事实上，义乌一直处于“土地饥渴症”之中，2003年，一块用于写字楼建设的地皮，每平方米的拍卖价高达22万元。但建小商品城市场的地一直以低价著称。何樟兴向记者透露：当时建篁园市场时，政府拿出来的地价是十万元一亩，建国际商贸城的时期，400多亩土地是90万元一亩。
一直有许多老板想来义乌圈地再建几个小商品市场，或是要求“吃”下已有的市场和联托运基地。但义乌市坚持通过国有控股公司掌控着市场和联托运基地的规划建设管理的主导权，包括摊位的租金定位权。
股改：坚持政府控股
1982年到1993年，义乌是工商办市场。从1994年开始，市场的管理权移到了由政府控股的企业——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手中。2001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转发工商总局关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限期与所办市场彻底脱钩有关问题意见的通知》。12月，义乌市成立了义乌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将小商品城恒大开发总公司6200余万元划归该公司。2002年，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准挂牌上市。
在股改时，义乌市政府一直坚持国有股的控股地位。“股改时，我们坚持政府控股。我们没扩股，也没有送股出来。”何樟兴说。
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第三期正准备破土动工，这个占地840亩的三期市场，在2008年“十一”建成后将可设摊位1.4万个，但义乌市政府承诺，三期的铺租将与二期相当。
在离开义乌之际，本报记者从义乌市政府获得的最新数据显示：2006年，义乌市场总成交额为415亿元。其中中国小商品城市场成交额为315亿元，连续16年位居全国各大专业市场榜首。
义乌：温室里的一朵花
广州：一片辽阔的原野
记者：广州提出学习义乌经验，在批发市场这一块您怎么看广州和义乌的特点呢？
何樟兴：义乌不靠海，不靠江。义乌的市场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一定要有阳光，精心培育才能四季常青。而广州不同，广州的市场是自发的，是天然的，是一片辽阔的原野。
记者：义乌打造小商品市场的成功经验归结到根本是什么呢？
何樟兴：义乌的成功，在于市场经济有计划地发展，我们是市场里有计划。在义乌，资产是政府的，市场经营是政府的。上市公司，政府是控股的。其他的，私人可以办，但市场不行。否则，市场的经营主体多，就可能会有恶性竞争，而且私人经营会以盈利为目的，不会考虑长远。市场发展了，也可能会提高收费。
记者：90年代初，武汉的汉正街、成都荷花池市场、江苏常熟市场都是与义乌市场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的，但十几年过去了，为什么义乌小商品城市成为了世界第一？
何樟兴：义乌是个小地方，在小地方，好讲话。比如同类市场不能再建，而采用把各个产品划行归市的方式集中起来，这就像把珍珠串起来了，政府再统一进行提升、搬迁、改造。像武汉的汉正街，20年不变，搬不动，拆迁比较难，后来在街外面建起另一个市场，这就没有整体的提升。
广州也是个大城市，运作起来会遇到一些困难。建批发市场，选哪一个区？选哪个区，就意味着哪个区的经济好。这很难选择的，但各个区域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商品发展。
记者：目前很多地方都在兴建批发市场，但这些市场的运作却不尽人意，这是什么原因呢？
何樟兴：新建的市场大都以房地产开发的模式进行，房地产商只管卖铺就行了，所有权的多元归属是市场不能提升的最大障碍。
记者：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连续16年成交额居全国第一，今后我们如何来保证优势呢？
何樟兴：培育市场关键是价格要低，产品要新，其实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空间还很大，有很多新产品市场可以培育，比如说汽车用品，汽车的坐垫、饰品、香水，这都是新兴的小商品，我们要培育它。目光要从生活必需品向保健品、享受品逐渐扩展。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市场现在很繁荣，每天的出口量很大，但做市场要有一种危机感，要在兴旺的时候想到衰退。现在这些老外来小商品城进货，最终他们是要到厂家、要去到生产地进货的，因为不管市场的成本多低，都不如企业的低，他们最终会跳出有型的市场。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我们提出，现在义乌小商品城是“拿全国卖(向)世界”，逐渐我们要“拿世界卖(向)全国”，中国经济发展，外汇多，进口商品肯定有极大的空间。这第二个平台，义乌要是搭好了，那么这就是义乌小商品城未来的竞争力。现在我们已经逐步在做了，比如非洲的乌木，马来西亚的水晶。 据3月27日《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