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一直被热议的“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传闻，成为“板上钉钉”的新闻。这也是继海洋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浙江在“十二五”开局之年获得的又一国家级政策支持。

　　兴奋之后，照例想到两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是义乌？

　　这个从“鸡毛换糖”起步的小城，凭着她独有的“拨浪鼓”精神，成为闻名世界的地名。经过30余年来的迅速发展，义乌这个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不仅是中国中小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还反映着全球小商品的供需状况、资源要素的分布以及全球生产的分工，成为全球小商品交易的“晴雨表”。

　　但这显然是一种流于表面的理解。国家战略毕竟不是“奖状”，把试点放在义乌，一定不是仅仅为了肯定义乌在过去三十年中创造的发展奇迹。何况，国际贸易做得好、有特色的区域也不只是义乌。

　　那么，“花落浙江”的背后，还有什么政策深意？

　　首先应该是中央对浙江新一轮发展充满期待。

　　在某种意义上，义乌就是浙江过去三十年发展的缩影，这一点毋庸多言，到过义乌，对浙江的创新能量和发展奇迹，都会有一个充足的感受。因此，把试点放在义乌，无疑蕴含着这样的政策用意：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历程中，率先发展的浙江既是率先遭遇挑战的先进地区，也应该是率先探索出一揽子“求解之方”的先进地区。

　　而对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而言，在当前“标兵渐远、追兵渐近”的区域竞争态势中，在机制体制先发优势逐渐减弱的背景下，试点所提供的一系列所谓“最开放”政策，恰恰为浙江新一轮发展提供了最需要的要素资源之一：体制机制新优势。

　　还有一层政策用意稍为中观一些。

　　在过去的多年中，浙江外贸的发展可以用高歌猛进来形容。即便是在遭遇金融危机的“十一五”，浙江外贸的表现也可圈可点。但与全国一样，浙江外贸也存在进出口失衡、出口产品附加值较低等问题，有些方面甚至更加突出，如进出口失衡。因此，把试点放在义乌，用意还在于：在传统外贸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的国际背景下，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在推动浙江外贸转型升级的同时，为全国其他地区探索出一条可供借鉴的转型发展新模式。

　　第二，怎样用好“试点”？

　　对此次义乌升级，有报道称，这意味着义乌成为我国第十个“经济特区”，因为此前，全国已设立了9个国家级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这种提法精准与否且不讨论，但能否用好这次试点带来的历史机遇，不仅是义乌的待解命题，也是浙江的发展新命题。

　　要用好“试点”，首先是要与我省海洋经济发展战略联动。义乌市场的出口商品，多数通过宁波口岸走向国际市场，本身就离不开海洋经济的发展。在试点实行后，义乌如何利用新的政策优势，主动纳入到我省海洋经济发展的轨道，实现政策、物流、贸易、金融、监管等多个层面的无缝对接，不仅决定着试点的成效，也对我省海洋经济发展有着特殊意义。

　　用好“试点”，还要与机制体制改革相结合，要抓住试点“先行先试”机遇，加速推动新一轮体制机制改革，争取在管理体制、政策体系、服务平台和贸易方式方面都有大的进展。

　　人们期待，这只“拨浪鼓”敲出更美的音符。

　　原载3月10日《浙江日报》

　　浙江日报记者刘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