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年的新中国外交，留存下一批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收到的国务礼品，有关部门为此成立了一个“国际友谊博物馆”，专门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它们。这批礼品至今已达16000多件、来自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它们已为许多人所知晓，因为曾先后在20多个省区市和特别行政区巡展，国内媒体也对此做过大量报道。
“来而不往非礼也！”收到国务礼品后，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怎样回送的？尤其是在国初期，国民经济百废待兴，处于逐渐恢复当中；我国还派出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在对外交往中送什么样的礼品？
从外交部档案馆近期对社会首批公开开放的部分外交档案中，记者找到了答案。
天津萝卜、山东大葱：新中国给斯大林70寿辰送厚礼显真诚
各种礼品清单在4000多件可查阅的档案中占有很大比重。这些清单不仅将品名、数量、价格、送礼对象的身份职务一一记录，连包装方法和用料、运费都详细列出。其中，档号为109-00003-02、题为“我国祝贺斯大林70寿辰(贺信、礼品单)”的28页档案引起了记者特别的兴趣。
这份礼品送出的时间是1949年12月20日至22日，距新中国成立仅80来天。礼品规格之高，估计在我国外交史上绝无仅有：分别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一起给一位外国元首送寿礼。其中党中央的礼品有大元帅丝织像、清代蓝花瓷花瓶、景泰蓝茶具、烧瓷寿盘，以及象牙雕刻的大花瓶、宝塔、龙船、球、八仙人、女英雄等共10种22件(套、对、帧、座)，外加祁门红茶、上等绿茶和龙井茶。政府的礼品除大元帅陶瓷盘10个和每套99件的景德镇五彩瓷具两套外，还有“中国农民所献蔬菜果品”——山东胶东和济南产的白菜、莱阳梨、大葱，北京牙(鸭)梨、雪梨，天津和山东萝白(卜)，北京绿皮圆形红心萝白(卜)，江西小金桔等。蔬果中哪一种是“颗大”的，哪一种是“绿色”的，哪一种由“四荆条篓装”等，都标得清清楚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礼品是大元帅丝绣像1帧和大元帅陶瓷像1对。
这份档案材料没有反映出送礼缘由。记者从我国《外交大事记》一书中找到了如此高规格给斯大林祝寿的原因：毛泽东主席于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访问苏联。12月21日，他在庆祝斯大林70寿辰大会上致词，赞扬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的贡献。毛泽东此次访苏以中苏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3个文件而告结束。这份厚礼应当是毛泽东此次访苏及中苏谈判的一个重要配合。当然，更大的背景应是我国当时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国家一边，真心实意地希望同苏联建立牢固友谊的外交战略。
“很多礼品打了九折”：采购人员常与商人“讨价还价”
一份份《礼品清单》档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建国初期我国的外交活动及成果。礼品有我国领导人与各国领导人互赠的，有我政府代表团出席对方国庆庆祝活动赠送的，有外国领导人或政府代表团访华赠礼后我们回赠的，有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出席亚非会议等国际会议带去的。送礼对象中往往还包括对方翻译和接待人员。在当时国民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仍然保持了“礼仪之邦”的传统，送出了一份又一份由中国传统手工艺品、特产等组成的国务礼品。
雕漆、陶瓷、景泰蓝、牙雕、刺绣等工艺品是清单中常见的礼品；丝织、湘绣、描漆和陶
瓷的中苏领袖像也时常被列入，毛泽东纪念章特别多。到了1952年，礼品清单中开始出现贴有
毛刘朱周、全国名胜风景、国庆观礼、建设成就、外国来访代表团在华活动等照片的像册，以
及邮册、诗笺谱、檀香扇、年画、民间剪纸、绸缎、锦旗等。
礼品清单拟定后，都要上报外交部领导亲自过目审定。当时我国尚无工艺品加工的国营企
业，礼品往往由外交部工作人员临时到市场上搜寻，或从古玩商手中收购，档案中常可见到
“讨价还价”一词。
1952年8月17日至9月22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和苏联外长谈
判，讨论有关中苏两国关系的重要问题。8月19日，周恩来从莫斯科发回电报，要外交部迅速
筹办一份礼品。记者从号码为117——00208-01的档案中看到，接到周总理的电报后，外交部
在3天内即拟定了礼品方案电报周总理。经总理“电示礼品不够大方精美，并再次指示礼品的
种类、购买款项等”，还具体指示“请郑振铎等同志协助”，外交部立即抽调人员，兵分三
路，赴上海搜购绣品、瓷餐具等，赴天津选购地毯，在北京也“到处搜购”，并“配垫制匣等
装潢”，还邀专家协助写礼品说明。18天后，两架中国民航货机将这批价值3.5亿元(旧币)的
礼品飞送莫斯科。这份档案特别提到，在这次筹办中，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移交了绣屏、石
雕、大象牙笔及一些精美手工艺品，上海外事处、文管会及专家们协同选购，“因此不但能买
到较好的礼品，而且省时省力，价格公道。”“注意与商人特别是古玩商磨价钱，很多礼品打
了九折，个别如碧玉洗原要5400万元，磨至4500万元。”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外交部专门制定“收授礼品办法”等规章
查阅一份份与外交礼品相关的档案，可以看出，对于刚刚用“小米加步枪”推翻了“三座
大山“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解放军官兵来说，外交礼尚往来完全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小到与
外国驻华使馆互赠贺年片，以及一些节庆日小礼品的赠送，大多数外交干部也都是很陌生的。
针对这种情况，从1950年12月7日至1951年1月10日，外交部一连制定了“新年及圣诞节收授礼
品及祝贺办法”、“收授私人礼物原则及办法”共3个内部规章，通报各驻外使领馆和“外交
部各单位干部”。
这3个内部规章要求，“我驻在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使领人员，倘遇驻在国的朋友—
—普通公民或政府官员以私人名义邀请赴其住宅作客时，倘宴请日子为节日或主人生日，应随
身带些礼物送给主人。”在审批过程中，一位领导在这一表述旁加上了“驻外人员在资本主义
国家……被邀请时，亦应送礼品”。
对于“本部各单位”新年时收授各驻华使节的贺年片及礼品，外交部当时也作了5条规
定：原则上我方不主动送，但如对方送来我们必须答谢。各国使领馆及其他驻华机构如有送贺
年片及礼物，应收下，并于2日内复以贺年片或名片；贺年片买现成的，填上姓名，如对方贺
我方夫妇，则送还时亦以夫妇名义；名片则在左上角用毛笔写恭贺新禧。如随贺年片附送礼物
时应收下，送名片致谢，名片左上角用毛笔写谢字；部长、副部长还送贺年片时可考虑附相应
礼品，但也可不还礼，其他干部则可不必还礼。我们不过圣诞节，故无论以圣诞或新年祝贺均
于年底以贺新年名义复之。
“礼多人也怪”：赠送无经验影响送礼效果
由于对外交送礼缺乏常识和经验，建国初期，国内的各种代表团出国送礼很快就出现了一
些问题。
1953年4月9日，我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率先发回“关于出国代表团赠送礼品问题的报告”，
提出代表团出国送礼“大有改进的必要”。这份编号为113-00181-02的档案中说，两年多来，
各代表团携带的礼品均大同小异，互相重复，又未能前后照应和按照各代表团的性质之不同、
代表团成员的身份不同而对礼品的质量、数量及赠送对象等有所选择。这些情况使得礼品的赠
送形成了几乎是千篇一律、轻重不分且重叠的现象，大大影响了送礼的效果。
这份报告还详细列举了一个例子：使馆刚到匈牙利时，曾送给匈部长会议主席拉科西一些
礼品，其中有象牙白菜一株，拉科西夫妇把它视为非常珍贵的礼品，珍惜异常，向贵客展示时
都放在地毯上，生怕放高处摔坏了。但后来不少代表团到匈牙利，都带来类似的礼品，因此
“匈牙利的同志也就感觉很平常了”。其他如景泰蓝、丝织风景画、刺绣、绸料等，“有些匈
方的负责同志已得到类似的礼品不下四五份、六七份，甚至更多。”
在奉周总理指示筹办送苏礼品后，外交部有关处室也总结了此次筹办中出现的一些“缺
点”：统盘计划不够，匆忙赶买，事后很多没有用上，尚余有166件。“如赴沪选购时，该买
多少，花多少钱，无甚计划”。此外，因任务急，“只怕买不到好东西，因此常对商人表示只
要你货好，不怕价钱贵，也给商人以可乘之机，可能抬高了价钱，特别在古玩商方面。”剩下
的礼品中，有相当部分只好再去委托寄售；有一套“雕漆嵌玉石围屏”和一对“红地金花大瓷
瓶”，因上面已刻上了此次送礼的符号，只好交外交部招待所作陈设用。
鉴于送礼中存在的问题，驻匈牙利使馆建议：出国代表团的礼品最好有计划地统一于一定
的专门机构进行准备，根据代表团的性质、任务、成员身份和准备送礼的对象而有所选择和区
别；礼品应尽可能简化，选择有纪念性质和富有宣传效果的为好，如锦旗、丝织或刺绣领袖
像、年画、照片、画册和书籍等；成员身份不高的一般代表团不必带贵重礼品，只须带些小的
手工艺品和明信片作为临时性的赠礼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