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与材质、历史与研究、“淘宝”抑或“打眼”、拥有的欣喜与失落的无奈，这些缠绕着每一个收藏者的情结，也同样缠绕过喜爱收藏、被誉为津城“帽子王”的王德强。王德强不喜欢吹嘘有多少人戴过自己企业生产的帽子，但他乐于和朋友们分享自己费时费力淘来的大大小小帽架、帽盒。
 
 
 
从宋元时期的铅帽架，到民国时期的帽筒，通过王德强的收藏，你可以清晰地了解中国的帽文化发展史。汪敏华今年“限塑令”一发出我就想，可惜限电不能像“限塑”那样，一声令下，便让大小超市里的免费塑料袋销声匿迹。若有个限电令，每天每时每刻就会像减少随风飘舞的塑料袋那样节电，环境污染也会减轻，那该有多好！节电理念也到了该强化的时候了。从我家窗口向东看，但见对面大学生宿舍楼的灯光常常彻夜不眠，一觉醒来还分外刺眼；清晨常可见街道里、小巷间、路两侧未熄的灯光，便常叹息，它们的节俭，岂一个“禁”字了得？

　　记得那年地震，凌晨时风雨大作电闪雷鸣，我想拉开电灯看看雨究竟有多大，不料借着闪电，突然发现管灯在剧烈地摇晃，于是拉灯绳的手在颤抖，拉了几下才发现停电了！下意识地一声高喊：“地震了！”全家人便“忽”地一下钻进床下。地震的日子最别扭的莫过于停电了。晚饭后看闲书直到夜间早已成为我的生活常态，可地震刚开始大家都住在附近学校操场的临建棚里，哪儿来的电呀？只好就着昏暗的、随风摇曳的蜡烛，艰难地翻着书。不止一次，有邻居隔着蚊帐对我劝说：“别点蜡烛，风这么大，会火烧连营的！”也只得放下手里的书，望着夜空发呆。若问我地震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没电！”

　　对于灯光，我是很有感情的。婚前，与妹妹们同居一室，夜来习惯翻书的我常受限制，妹妹们困了，想睡了，可有灯光刺激又睡不着，便不断催我关灯，我们也常因此而吵得不可开交。有时我便到路灯底下阅读，灯光昏暗我却乐此不疲。记得文革初期的一个数九隆冬，雪花飘了将近一天，我好不容易借来一本《斯巴达克斯》，对方要求第三天早上必须归还。可白天我要到天津飞鸽自行车厂参加义务劳动，就只能靠晚上阅读。一晃就到了夜晚12点，我看兴正酣，妹妹们却连连催我快关灯，我便求她们再让我看一会儿，她们不允，我们便唇枪舌剑地争吵起来，吵声惊动了母亲，她一进门就不容商量地关掉了电灯，我只得穿戴整齐钻进院里的厕所，肆虐的北风不时从厕所的门缝里挤进来，吹得我浑身颤抖手足麻木。但受书的诱惑，便在坐便上一“屁股”坐到天明。转天早晨依然挤公交车、再倒车，到坐落在二宫附近的自行车厂上班。由于看了一夜的书精神疲惫注意力不集中，一不小心踩上车床飞出的铁屑，扎破了脚跟，顿时血流不止。成家后，开始住筒子楼，哄着了孩子才能在台灯下读书、写作。那是我痴迷写作的练习期，往往哇哇哭闹的孩子睡着已是夜里11点，夜阑人静时，灯光又成为我最热恋的伙伴，在这伙伴的陪伴下，我出了散文集，发表了大量纪实文学作品、散文、学术论文等等，1994年加入了天津作家协会。

　　灯光这个朋友也有冷酷无情时，当用电超负荷时，当囊中羞涩时，当需要统一断电时，你对它便只有无奈与叹息。我住筒子楼时，一层楼就有近30户人家，单身汉占三分之一，常常你正在做饭或写作，电便断了，顿时楼里漆黑一片，赶紧拿着手电筒到总闸那儿检查，才发现是因谁用了电炉子，断了保险丝。这样的事三天两头发生，可谁也不承认，谁也不好意思挨家检查。几年后我们搬出筒子楼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不会经常断电了！我结婚是在1982年，那时没有钱也没有条儿买电视，我先生就自己动手攒了一台；后来看人家用洗衣机挺方便挺眼热，便托弟弟弄来了洗衣机条儿，然后我们用自行车将它“提”了回来；再后来又添置了电冰箱，感觉有电为伍的日子就是开心惬意、现代化的日子。可住进西晒的独单，又盼着有空调；儿子上小学后又渴望着买电脑……可囊中羞涩时，只能望着这些电器连连叹息，然后再拼命地赚钱，将它们“娶”回家。有电器的日子也是享受的日子。

　　由于我对电情有独钟，故深知节电的必须。尤其是每年夏季，媒体都会发布用电吃紧的信息。这时，我更注意节电。现在我家住房宽裕，电气设备齐全，每屋都有电器，我一直要求自己，除必用电器外，不同时开启2盏灯；看电视只开一盏小灯；看书时仅开一盏台灯；不到天黑不开灯；上厨房、厕所等要随手关灯。有人说我用电吝啬，我说，您是没去过边远贫困地区，那里有电用就是好日子，盼电、渴望用现代化电器，也恍若我的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