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会海一直是中国行政运行昂贵的成本之一。不久前发布的《中国会议蓝皮书》透露：中国的会议经济年产值近万亿元，每年由政府、事业单位、公司和社团举办会议几千万个。在庞大的会议经济产值里，官方机构贡献的公共财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官方操办的会议，发点纪念品，可以说是一种历史，一种惯例。

　　讲起历史，有人把开会发纪念品追溯到“文革”期间发毛主席纪念章、毛主席语录。其实，早在“文革”前，官方就开始给与会代表发印有“×××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字样的搪瓷杯子或者毛巾，但那个年代的会议纪念品，经济价值有限，重在荣誉和纪念。

　　当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搪瓷杯子之类，到如今只能算是“文物”了，这倒不仅仅在于它年代久远，更重要的是如今的会议纪念品早已不知上了多少个档次。从土特产、家居用品、小电器到笔记本电脑，乃至金银制品，林林总总，形形色色。随着名目繁多的会议，纪念品的花样也日益翻新。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会议纪念品在中国就形成了一个规模的产业，产业链从设计、生产到销售。在网上浏览一下，做这种生意的厂商估计不少于10万家，其中包括“有数十年会议纪念品服务经验”的知名旅行社。

　　几十年来，会议纪念品一直存在于中国的政治活动和有组织的集体活动中，当今的会议发纪念品属于“正常”的，不发反倒有点“不正常”。

　　有人说官方会议发纪念品是隐性腐败，其实这种腐败可谓公开的秘密。会议纪念品的发放成为“提升会议品质”的潜规则，会议纪念品的档次成为评价会议的一个重要标准。难怪有网友将会议纪念品开支，称之为继“三公消费”之后的“第四公款消费”。也难怪一些官员那么热衷于开会、赶会、陪会。

　　值得关注的是，有会议组织者已经把发纪念品，改为发会议费，或者在会议上进行“永不落空”的抽奖，与时俱进了。

　　笔者以为，要消灭这种“很正常”的潜规则，不再让公款以会议纪念品的名义进行消费，必须建立对会议预算进行监督和审计的制度，把所有由公共财政支持的会议成本列入信息公开的范畴。此外，还要通过立法对会议纪念品进行量化，禁止官方的会议发放与会议无关、价值昂贵的纪念品；禁止与会者接受超过一定价值的纪念品。违反规定者，就当行贿受贿处理。如此，便有助于在源头上杜绝会议腐败，用刚性的制度保证政府的会议廉洁、节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