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上世纪之交被引入中国，她有幸亲证了中国百年历史，也印证了几代人俯仰沉浮的心路历程。然而，由于多种复杂原因，话剧沉寂了。如何振兴话剧，成为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艺术文化课题——
——访中国话剧理论和历史研究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田本相教授
胡兆燕
话剧，本来是西方的剧种。
百年来，中国话剧走过了曲折而艰难的历程并取得了伟大辉煌的成就。在回顾中国话剧百年历程之际，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中国话剧理论和历史研究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田本相。
百年话剧成就斐然
记者：中国话剧在过去的百年历史中取得了哪些成就？
田本相(以下简称田)：中国话剧百年来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首先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的诗性智慧和文化开放精神。话剧作为一种“舶来品”，中国人把它吸纳过来，经过创造性地转化，不但使之成为中国民族的话剧，发展成为全国的第一大剧种，而且还构建了一个遍布全国的话剧体系。
另外，纵观世界戏剧的发展，还没有一个国家、民族的话剧如同中国一样，在民族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如果把作为综合艺术的话剧、同油画、交响乐、芭蕾舞等加以比较，虽然都是从外国引进的，但话剧的发展规模及其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产生的广泛影响，又是其他望尘莫及的。
中国的话剧，在长期的艺术探索中形成了从田汉、曹禺、夏衍，到姚一苇、刘锦云、杜国威等为代表的诗化现实主义传统。这些剧作家创造出一批话剧的经典著作：如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田汉的《名优之死》和《关汉卿》、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陈白尘的《开官图》、老舍的《茶馆》、刘锦云的《狗儿爷槃》、姚一苇的《红鼻子》、杜国威的《人间有情》等。
中国的话剧在演剧形态上形成了中国的作风和中国的气派、并涌现出焦菊隐——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百年来，中国的话剧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甚至是世界一流的剧作家、导演艺术家、表演艺术家、舞台美术家。中国的话剧队伍不但担负着话剧创造的历史史命，而且成为中国电影、中国戏曲的助手，更成为中国电视剧创作的主力军。三十年历经危机低迷徘徊记者：话剧演出的模式和体制经历了怎样的转折和变化？田：新中国成立，国家给话剧以充分的物质保证，话剧团遍布全国，而目前存在的只有几个省市的话剧剧团。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电视的巨大冲击波迅猛扑来，使得话剧经历了生存考验。许多剧团难以为继，观众大量流失，“不演戏不赔钱，越演越赔钱”。90年代，在市场经济的热潮中，一些戏剧人不得不面对票房，于是制作人兴起，进行独立制作，小剧场话剧一度兴起，在极端萧条的境况下，重新找回观众，探索话剧发展的道路。
记者：近年来，话剧似乎变成了“奢侈品”，越来越远离人们的娱乐生活，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田：近三十年来，话剧的境遇越来越不让人乐观，话剧的危机越来越深化。
早在上世纪80年代，话剧迎来了百年来最活跃的历史阶段。而90年代则成为剧作家缺席的时代。首先是戏剧创作精神的萎缩。剧作家失去了80年代那种政治的激情和社会的责任感，失去了那种敢于面对现实的勇气和风骨；失去了艺术创新的锐气。另外，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时代给知识分子提供了致富的机遇。物质的和金钱的诱惑大大调动了人们的发财欲望，许多剧作家转向较之话剧的观众更多、报酬更多的电视剧，或者去写小说。似乎目前还找不到一个招魂之术，使那些具有才华的并具有思考的戏剧人才回到戏剧中来。这是一件十分令人悲哀的事情。
中西文化交融迎接开放时代
记者：既然说话剧是“西风东渐”的舶来品，那么，在当下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时代，是不是话剧能够再度繁荣起来呢？
田：话剧在第一次西潮中，成就了像曹禺、田汉和夏衍等这样一些杰出的戏剧家，体现了最初的中西文化的融合。
凡是融合最好的，一定是建立在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的深厚的土壤上，同时又必须是对于西方的戏剧有着深切的体验和研究，是真正理解了西方戏剧精髓的结果。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空前开放的时代，当然也是一个中西文化融合的时代。话剧，给了我们一个最佳的中西文化融合的对象。当西方的布莱希特、阿尔托都向东方汲取资源时，我们为何不从自己的优势中去拥抱西方呢？这将是一个广阔的融合的天地、我认为这种融合仅仅是一个开端。
相关链接
中国话剧的起源
西方戏剧专家认为，1907年的日本东京，一批留日中国学生演出了西方名剧《茶花女》，中国话剧从此开始。
在一百年的历程中，中国话剧以演“外国戏”为起点而逐步发展，始终与它的本源千丝万缕。中国话剧是从演“外国戏”开始的，这个传统由来已久。从最初搬演《茶花女》、《玩偶之家》、改编《琼斯皇》等西方经典剧目到后来长时间内，外国戏在引导着中国话剧。选择外国戏，涉及到选材的问题。如何在外国戏和中国观众之间找到平衡点，让外国戏走近当代的中国观众。外国当代戏当中更多是大家还没看过的，中国演出的外国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应尽量打开渠道，重视并引进新的外国戏，及时了解世界同行的步伐，这是有益的也是需要的。经典都是从新剧目沉淀而来的，没有天生的经典，而是需要发掘、搬演，每一个好的新戏都可能成为经典。如果只有旧的经典，就会局限眼界，束缚创造力。新世纪以来的新剧目当中，影响较大的外国戏有《纪念碑》、《屋外有花园》等。外国戏给观众带来新鲜的视觉享受，同时给我们的创作开拓了一定思路。
(吴朱红:作者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室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