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时代的特征是什么？在新富阶层引领消费主义狂欢之际，如何规避因收入不均导致的消费结构失衡带来的弊端？

　　本刊记者/刘彦 “我们刚吃上肉，你们又吃菜了；我们刚吃上糖，你们又尿糖了；我们刚能歇会儿不用出汗，你们又去健身房、桑拿房流汗了；我们刚吃饱穿暖，你们又开始减肥了；我们刚把青菜上的害虫灭掉，你们又爱吃虫子啃过的青菜了。”这是2006年底流行于网上的经典段子。 段子所指的正是中国阔步迈向消费主义社会进程中的现实。在本刊对十个行业从业人士的调查采访中亦可看出，除了传统观念中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外，以满足“符号象征意义”为依归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也正日益成为2007年中国消费潮中的显著特色。

    做一个消费人 若按《诗经》中“民亦劳动止，汔可小康”的标准，上述“刚歇会儿不会出汗”的群体，当已划入小康之列。 如果按照消费主义的绝对标准来衡量，这个前提可能不成立。消费水平取决于人们的富裕程度和收入水平。从反映一国居民富裕程度的人均GDP来看，早在117年前的1890年，美国人均GDP就已达到3396美元(按1990年国际美元折算);而中国在2003年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按照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我国预计将在2020年左右，人均GDP方超过3000美元(按照不变价格计算)。

    据一位经常往返中俄的贸易人士向本刊叙述，即便在前苏联时期，他所认识的一位名叫托思卡娅的离婚妇女，也可以单身带着两个孩子体面生存。每至寒冬，她便驱车带孩子到温暖的亚平宁半岛度假。

    而在70年代末期才开始改革开放和推行半市场化经济的中国，吃上有米有肉的饭菜，仍然是当时大多数人的理想。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时我国人均GDP是379元人民币，折算成美元为100美元多一点，在当时世界190多个国家排序中我国和当时著名的穷国扎伊尔并列100多位，可说是一个标准的穷国。 而从1978年到2005年的27年中，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在2005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703美元，超过两亿人口因而脱离了贫困线。 不过，由于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和人口总量的影响，人均GDP并不能反映中国东部大中城市的真实收入水平。比如上海2005年的人均GDP为6389美元，北京为5504美元，分别是同期全国人均GDP1703美元的3.75倍和3.23倍——少数中国大城市的精英们，开始引导社会进入一个消费主义时代，它由消费水平来印证，更由消费态度与消费观念所标示。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柳欣认为，自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拐点，新一轮的经济周期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以高收入阶层为主要消费者的房地产和汽车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成为主要的增长点，这些行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钢铁、能源和建材等行业投资的迅速增加。

    中国是否真正全面进入消费主义时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优越、富裕、有足够消费能力的社会新富群体正在形成，他们既是消费主义文化的所指，也是消费主义文化的能指，中国人消费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符号化特征，更多是由这个阶层来实践和体现的。他们是今后中国消费的主体，也是消费潮流的创造者和引导者，虽然这个阶层的人数非常有限。 柳欣将当前以高收入阶层为主要消费对象的经济结构形象地概括为“口服液经济”，这是指经济增长主要靠富裕阶层对“奢侈品”的消费来拉动，而多数的普通收入阶层在消费结构中居于相对次要的位置。 作为平均主义的反动，消费主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尤其是对一个曾经在冬天主要靠吃冬储大白菜为主的国度来说，今日能够尽享各种时蔬，乃至将白菜的配料调整为一只整鸭，其中的进步性不言而喻。但问题远比这复杂。 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1970年在《消费社会》一书中说，消费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在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换句话说，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更多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 比如，都市白领们节衣缩食、以“房奴”为代价购买名车、豪宅，显然并非完全出于实用，而是把它作为“成功人士”“社会品位”以及“美好生活”的象征来追求的。本刊在调查中也发现，不少人在2007年大都充满梦想，拥有各种灿烂美好的消费计划，而不管是否采用透支消费的方法来支付此种支出，这种人生理念背后，是否已经出现了消费主义的端倪？ 有一种理论认为：在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氛围中，“人”被悄悄地改造成了“消费人”，其基本理念是，人的生存就是为了消费，也只有在消费中人才有了活着的感觉。人们的消费水平是他们的身份、价值高低的标志，是人生成功或失败的证明。如果很有钱，你除了打高尔夫还会做什么呢；如果只有不多不少的钱，你当然要到酒吧里泡着；如果没什么钱，你只好到街头晃。消费水平决定了你的社会等级，处在何种层级，是由你对某档消费品的“配套能力”所决定，不同的消费群体组成了社会的结构。

    收入不均之际的人生幸福 消费结构的变化实际上是收入分配格局演变的一种反映。 地区收入差异和贫富分化在中国已经是不争的现实。这使得消费主义时代刚来临之际就呈现出一种病态的伤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久前发布的2007年《社会蓝皮书》指出，我国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最高20%的人口与最低收入者收入差距已经达到18倍左右，而且这种差距在向纵深发展。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55年一篇经典论文中指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演变趋势为，“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长期阶段，个人收入分配不均的变动，是沿着一种“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轨迹进行的。这种“先恶化后改善”的整个过程大约需要50～100年时间。这就是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 国内外学者大多认同我国收入差距的变动轨迹与经济改革的进程相关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的过渡的长期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动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公认的规律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时，也即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正处在倒U型曲线的前半部分，此时往往是产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格局重新调整、利益矛盾不断加剧、收入分化加速的时期。中国2003年的人均GDP过1000美元，如果按照此一理论，中国在未来的13年内，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会进一步加大。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导致在新富阶层消费主义狂欢的背后，同时存在着不少人幸福感的降低，这不仅仅来自于收入分配加大的现实，也来自于政府提供公共用品的缺位。传统的福利体制打破后，原来几乎不需要支出的项目现在却成了广大居民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 调查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用于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达1098元，比上年增长6.3%，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比重达到13.8%；在住房方面，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消费占总支出的比重由1993年的6.6%提高到10.2%，住房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由5.43%提高到7.71%;在医疗方面，1993年至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医疗自费支出从56.89元增加到600.9元，增长了9.6倍。医疗保健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例由2.7%上升到7.6%，年均提高4.1个百分点。 200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除了发展经济这一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之外，其他的政策选择也已开始进行：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调节收入分配、发展教育使教育机会均等，等等。 这将给目前正在展开的消费主义时代打上深深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