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更准确地说，本来可以成为十分重要的一年。公众延续2005年的社会主题，对改革的成败得失进行了深入反思。不过，让人遗憾的是，这场反思却草草收场，人们迄今没有就社会究竟该向何处变革得出有约束力的结论。

 

　　改革进行了二十多年后，大约从2003年开始，中国似乎又进入一个重大关口。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经济增长了，但全社会的收入差距显著扩大；大多数民众的福利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原来供职于国有部门的部分民众的福利水平甚至有所降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的官商勾结合谋瓜分，也始终是一个热点话题。随后，始终抑制不住的投资热推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这种努力屡屡失灵终于使人们意识到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根源在于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本身。沿海新兴工业部门劳工的收入长期被抑制在一个较低水平则让人们注意到，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不是反而以部分人的利益被忽视甚至被剥夺为代价？

 

　　凡此种种问题所引发的人们的激情与反思，在2004年以来的多项重要立法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在私人财产保护入宪及围绕《物权法》立法的争议中，人们激烈地辩论，究竟如何看待过去二十多年来日益扩大的私人财产？如何对待私人企业家的“原罪”？国有资产与私人资产是何种关系？《劳动合同法》让人们思考，怎样的制度才能够保障企业主与劳工的平等；《反垄断法》及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则提出了关乎市场秩序健全发育的根本问题：企业是否应当享有平等权利？

 

　　所有这些问题，都指向了对较深层次的基本原则的反思，而一个社会的秩序正是由这些所塑造的。人们相信，过去二十多年的体制更多地考虑了增长，而忽略了对于社会之正常运转来说最为关键的其他价值。因而，到现实中，种种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规则就存在着某种偏差。比如，政府更多地照顾企业，而忽视劳工权利；政府把大量财政收入用于投资，而不是用于向民众直接提供福利。显然，如果要解决人们热烈争论的种种问题，就需要对过去二十多年形成的规则体系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变革，让整个社会、尤其是让政府在新的规则体系下运转，从而更有效地满足民众变化了的需求。

 

　　不过，过去两年的改革反思，经常是激情压倒了理性的思考，评论家们为种种不平事愤怒声讨权贵，商人则傲慢地回应这种愤怒，政府各个部门忙着借宏观调控之机扩大自己的权力；专家学者们忙于应付学院体制的考核，经济学家们则作为一种保守的力量发出了种种非常奇怪之论。

 

　　过去两年的反思十分热闹，也产生了若干引人注目的结果：经济学家终于完全声名狼藉，商人的社会形象降低，垄断企业与监管部门勾结的秘密暴露无遗。尽管如此，原则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被遮蔽或被忽视了。问题很多，但如何从规则层面上解决？应当说，政府确实提出了变革的初步方案，这就是“和谐社会”纲领。但是，由于整个社会对规则体系问题的关注，因而即使在政府层面，这个纲领也没有充分释放出其引导变革的潜力。和谐社会到了现实中，差不多变成了一个简单的财政问题，向民生领域增加一点拨款，实施一些收入再分配计划，限制一下垄断行业工资收入等等。然而，问题果真如此简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