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鸿斌总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从平民到亿万富翁，从外交官到企业家，这里一定有什么奥秘！
外交部里辞官人
老师用朴质的语言激励这个农民的儿子，一定要考到北京去！考上，穿皮鞋；考不上，还穿草鞋。1986年，他以四川省文科类高考第二名的身份，跨进中国人民大学。
1990年夏天，彭鸿斌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外交部。在外交部当英语翻译的日子里，睿智勤奋的彭鸿斌得了个好人缘，领导和同事们待他极好。在他的人生道路上铺满了鲜花，他完全可以按部就班地往上一级级攀升，然而，1994年4月，彭鸿斌递上了辞职报告。外交部的几千人被震惊了：没有这个先例嘛———报告自然无下文。
中国本质上是一个“官本位”思想浓厚的国度。几千年封建统治灌输的就是“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尽管到了新社会，“官本位”依然有它肥沃的土壤。从外交部“下海”去当个体户，在同事和家人看来，彭鸿斌无异是个疯子！
他的同学邓元山是计划经济系的，现在是广东圣象公司总经理。彭鸿斌辞职时，他恰好路过北京看望他。那时候，彭鸿斌刚刚结婚，穷极了，住在南池子外交学会的一间小房子里。为了招待老同学，彭鸿斌买了鸡脖、鸡杂来自己烧。缺盆少碗，彭鸿斌就去向同事借。一向关系不错的那位同事不理解他，不肯借，大家弄得很尴尬。
彭鸿斌终于不辞而别。他精力太旺盛了，不愿在人才过剩的机关里庸庸碌碌地度过一生。既然未来可以计算出来，那就换个环境找出一条路，走一条更能实现自我的路。
初涉商海找感觉
彭鸿斌有一颗躁动的心，他属于那种说干就干的人。
在外交部呆了两年半，他始终不能适应朝八晚五循规蹈矩的那种氛围，他喜欢开拓冒险。
现在轮到自己当老板了，茫茫商海，到底该干点什么？
他先在中关村开了一家公司，跟中关村大部分村民一样，卖计算机。办公司要几万元注册资金。当时，彭鸿斌一贫如洗，到哪去筹这么一大笔钱呢？张达叔叔是第一个向他伸出了无私援助之手的人。张达是四川眉山人。八十年代初，他是第一个在北京开餐厅的外地人，在中科院开了一家很有名的“东坡餐厅”。听说彭鸿斌要在中关村闯天下，这位同乡长辈把当天的营业额两万元全塞到彭鸿斌手里。
凭他们一伙人的嗅觉和钻劲，马上拉到了一笔生意：为一个部级机关做了30多台电脑整体配置，赚了万把元辛苦钱。随后的日子，一台计算机赚百八十元，居然也忙得乐滋滋。再后来的一年时间里，计算机生意越来越没劲。
有一件事情，令彭鸿斌和伙伴伍路钢、赵斌、王威很不开心：他们替南韩一家计算机显示器厂商做总代理，好不容易打开了市场，生意有模样了，人家自己来北京干了。
仅仅做高级搬运工，他觉得不会有出路。
彭鸿斌的生存能力很强，什么赚钱做什么。他先后开了多家公司，以适应生意的需要：曼苏尔广告公司、曼苏尔服装公司等，还有西直门大风餐厅。
他还制造并销售过一种“棒棒冰盒”，比冰箱生产厂家做的制冰盒好用得多，可惜本小利微没有做起来。
创业的日子很艰难。为了维持公司的运转费用，他在花园村租了一层地下室，自己用几间，余下的转租给其它小公司。下雨了，地下室里积满了水，他卷起裤腿就淘起来。
那段日子很清苦，可是彭鸿斌很快乐。有一次，通县的客户要计算机，他蹬上三轮车去送货，来回70多公里。回程夜深，天空飘起细雨，衣服湿透，彭鸿斌却骑着三轮大声嚎着流行歌曲，脚下蹬得飞快。
徐鹏是他同村长大的伙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绵阳的一家军工厂跑民品销售。听说徐鹏要辞职下海，彭鸿斌寄信去鼓励，信里只有两句话：“我们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一代！”
他转遍了北京城寻找商机。有一次，他为自己的公司揽到了几笔家具生意。在新的天地里，他隐隐约约感到建筑装饰行业里面大有文章可做。
做生意也有倒霉的时候。有一次一个湖北汉川人要了他们一批一万多元的货，声称货到汇款。可是货还在路上，那家伙就来电说，产品品质不好，让带钱过去给他装卸费才能运回来。明明是还想骗一道。彭鸿斌忍痛赔了一万多。后来才知道，汉川的骗子不知骗了全国多少人！
还开过一个饭馆，店名“大风”，名字起得不吉利，被“吹走”几千元了事。
两年东奔西突，虽挣钱不多，但交友不少，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找到了做生意的基本感觉，最重要的是完成了从外交官到商人的角色转换。
1995年5月，他开始有了些初步的原始积累，于是关闭了自己的公司，自费到欧洲进行商务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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