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添加者:  义乌礼品城添加时间:  2014-1-5 0:0:0点击数量:  1133

• 人情关系既然具有维持官员权力、隐权力的重要功能，那么我们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帝国官场会发展出一套半制度化的送礼名目，什么“别敬”、“程敬”、“炭敬”、“冰敬”、“三节两寿”等等。这几个“敬”要解释一下。所谓“别敬”，指地方官赴任前向京官告别时致送的礼金;“程敬”是以路费名义送出的礼金;“炭敬”、“冰敬”是冬夏两季送给京官和地方领导的礼金;“三节两寿”则指春节、端午、中秋及领导本人、夫人的生日，这也是必须要送礼的日子。　　上述种种名目的送礼惯例，又总称为“陋规”。陋，是丑陋、见不得人的意思;规，可以理解为规则。“陋”而且“规”，说明这已经是一种半制度化的官场守则。尽管任何正式的官方文件都不会给官员规定送礼的义务，但是，致送陋规的官场守则，无疑是所有官员心照不宣并共同遵守的，连礼金的规格都有了约定俗成的标准。在张集馨生活的道光年间，甚至出现了由省财政部门统筹收取陋规的成例，据《清宣宗实录》记述，巡抚、布政使与按察使衙门的幕友每年也要收受节寿陋规，由首县(省衙门驻地的知县)摊派给各州县，再由藩司用印札代为催取。　　致送陋规方面的支出，张集馨也留下了详细记录。他被任命为陕西督粮道时，出京之前向京官送礼辞行，一来感谢诸位此前的照顾、提携，二来拜托各位以后多多照应，共送出别敬一万七千两银子，折合人民币约250万元。当时张集馨并无积蓄，别敬的钱是向广东洋行、朋友和西洋人借来的。不过，他任督粮道一年，不但连本带利还清了借贷，还给仪征老家寄回一万多两银子。可见督粮道的权力含金量确实非同小可。这笔权力收益当然是来自对百姓钱粮的浮收，张集馨也心中有数，因此“心每不安”。我觉得，能心每不安，算是有良知的好官了。　　其他张集馨记录在案的别敬还有：任四川按察使时送出一万五千余两，任贵州布政使时送出一万一千两，调任河南布政使时送出一万二三千两。别敬具体如何分配，张集馨也有记述：军机处(清廷的处决机构)大臣每处四百两;上下两班章京(军机处办事员)每位十六两，如有交情或相通信、协助办摺的京章，百八十两不等;六部尚书、都御史一百两;侍郎五十两;其他部门领导五十两，按级别依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有世交的朋友，概行应酬。　　可以看出，别敬的份额，大致是按京官的权力等级进行分配的。比如军机处大臣实权最大，所以孝敬的数目最多，章京虽然是小办事员，品秩很低，但“有交情或通信办摺”的京章，因为掌握着影响张集馨仕途命运的隐权力，也需要奉上较多的银子。　　以上是别敬的支出，以其他名目送出的礼金，也是一个大数目。张集馨的记述说，他担任陕西督粮道时，驻西安的将军过三节两寿，督粮道每次得送礼八百两银，另外还有表礼、水礼八色，门包四十两一次。驻西安的两名都统(军区长官)，每节每员送银二百两，水礼四色。八名协领(军区中层将领)，每节每员送银二十两，上白米四石(折银约八两)。将军、都统还推荐家人在粮仓工作，其实也就挂个名不干活，按节领工资。这是地方文官对驻地满族军官的尊敬与照应。当时的八旗兵骄横跋扈，如果招呼不周，他们领粮米时就会百般挑剔，平日以刁难老百姓为能事的粮仓管理员，这时也是秀才遇上兵，只能忍气吞声。督抚以下的地方官又无权节制官兵，所以对管兵的将领们需要先打好关系。　　给陕西巡抚的礼金则按四季致送，每季送一千三百两银，一年下来，就是五千二百两，巡抚三节两寿，还要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给陕甘总督的礼金按三节致送，每节一千两，再加上表礼、水礼、门包杂费，派人到兰州呈送，一年合计也得三千多两银。另外，每年春节还要给部分京官送去炭敬，至于数目多少，张集馨没有记录。　　张集馨的宦游人生后期，由于遭受弹劾，数度被革职，又起复，几经宦海沉浮，见惯官场险恶，萌生退意，加之权力值下降，收入减少，因此对于官场应酬、联络人情的慷慨程度已大不如前。尽管如此，他任甘肃布政使时，给地方实权派、按察使明绪张罗的母丧奠银达一万两之多;在任福建布政使时，送给总督与巡抚的寿节礼金及门包，也有八百余两银。　　张集馨三十七岁出任知府，六十六岁请假回京，宦游三十年，扣除中间被参革职和丁忧离任的十年，主政一方的时间达二十年之久，所送出的各种“敬”究竟有多少呢?我估算了一下，张氏有记录在案的，按记录的数目计，没有记录的三节两寿礼金，按较低标准的每年一千两算，合计起来，二十年来，张集馨至少送出了十万两银的规礼。应当说，这个估算是非常保守的。　　至于张集馨收受的规礼，由于他在这方面比较克制——以致曾有一名属吏向领导控告张集馨：“不收节寿，外沽廉洁之名，内存刻核之实”——留下的记录也较少，所以尚无法估算。不过，若说张集馨完全不收下属“孝敬”，我也不相信，因为规礼如果只出不入的话，张集馨只能喝西北风去。而张集馨当然没有喝西北风，恰恰相反，晚年时，他还有余钱购置田宅产业，给自己捐加顶戴花翎(捐输两次，共花去一万两银)。　　按当时的白银购买力折算，十万两银值人民币1500万元。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给领导送上一千多万元，显然是毫无疑义的行贿罪了。然而在晚清官场，陋规虽陋，却也不全然是贿赂行私。　　张集馨担任陕西督粮道之时，陕西的巡抚正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根据张集馨的记录，我们知道林则徐每年都接受张氏五千二百两礼金，但我们实在不好意思说林则徐受贿贪赃，因为林则徐的清廉是史有明载的，这也可以从他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写于陕西巡抚任上的《析产阄书》看出来。这份遗嘱性质的文书透露：林则徐的田屋产业约值三万两银，是他从养廉银中抠出来购置的，至于存款，则“目下无现银可分”。他还告诉三个儿子：“惟念产微息薄，非俭难敷，各须慎守儒风，省啬用度。”　　那么张集馨每年送他的五千二百两银(其他陕西官员致送的礼金姑且不计)到哪里去了呢?我暂时找不到相应的记录，不过我们想象得到：正如张集馨需要将他的大部分收入拿出来用于官场应酬、人情往来，林则徐为维持其权力，同样需要支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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