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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北京3月3日电(记者刘铮、王橙澄、张辛欣、岳德亮)历史的机遇往往稍纵即逝。 　　处于转型关键期的中国，正面临着改革攻坚的重大课题。近日，出席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提出，当前我国出现了深化改革的“时间窗口”，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紧紧抓住宝贵的机遇，全力冲出改革“深水区”。 　　三大因素构建改革“时间窗口” 　　“改革呼声和氛围从未如此强烈。未来两三年，是深化改革的最佳时机，只有紧紧抓住、用好这一改革攻坚的‘时间窗口’，才能掌握改革和发展的主动权。”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这次带来的4份提案全部围绕改革展开。 　　在迟福林看来，有三大因素促成了改革攻坚“时间窗口”。一是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政府的换届之年，新局面的开创必须靠深化改革；二是我国正处于转型关键期，原有的发展模式无法再延续，经济发展的新活力和动力需靠改革激发；三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多元，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利益格局调整要用改革来破题。 　　日前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强调，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引起了代表委员的共鸣。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绍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车晓端说，当前人们对深化改革抱以厚望。要搞好顶层设计，协同推进各项改革。特别是要重点改革政府行政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创造新的改革红利。 　　“改革已到了一个不进则退、时不我待的时间点。全面深化改革，正在成为全党和全社会的共识。”全国政协委员、浙江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说，未来改革的着力点应继续推动市场化进程，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正义。 　　三个方面激发经济活力 　　“不仅我个人，身边的民营企业家都期盼更有力的改革，让经济更有活力。”全国人大代表、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伟说。 　　王伟代表认为，随着人力成本的快速攀升，传统加工制造业的利润愈加微薄，而现在民企能投资的领域并不多，能源、铁路、民航、石油、电力等领域难以进入。这些垄断行业改革多年，但实质性进展不大，并且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过多，逼得一些人脱离实业，转向炒房等泡沫领域，放大了风险。 　　“虽然各种文件都说鼓励民企进入垄断行业，但审批程序漫长复杂，还设了一些难以迈过的门槛，大部分民企只能在低端制造业中厮杀。”全国政协委员、帝恒投资集团董事长曾钫说。 　　曾钫委员以他们公司所从事的城市燃气工程为例，虽说从政策上看这个领域已经放开，但现在又规定必须有相关从业经验才可准入。“我们也是民营企业，但因为入行早，没受什么影响。但现在想进来的民营企业就苦了，根本不批，原因是没有从业经验。可是你不让进，怎能会有从业经验呢？这是行政审批的悖论。” 　　出口低迷、成本攀升、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亟待新的活力。 　　王伟代表呼吁，激发经济活力应从三个方面着力改革。首先，政府应尽快转变职能，减少审批环节和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其次，在不涉及国家核心经济安全的领域，要让民企和国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最后，要为民企创造更便捷的融资渠道。 　　矛盾压力“倒逼”改革发力 　　来京参加两会前的一件事，让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六盘水市实验小学教师吴明兰难以释怀。 　　寒假后开学时，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奶奶带着6岁的孙子来到学校，希望孙子能就读。老人是附近的清洁工，孩子父母过完节便外出打工。然而，受户籍制度和学校规模限制，他们的心愿可能难以实现。 　　2.6亿多农民工不能享受与城里人平等待遇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户籍制度的背后是城乡二元的公共服务、土地制度等一连串制度的问题。 　　“在户籍上有60多种城乡不平等的福利。现在社会期盼改革，城镇化改革是涉及改革最多的领域，是改革再出发的新起点。”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建议，要改变市民、农民工二元结构，大城市应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小城市要放开户籍。 　　除了城乡二元结构外，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也成为影响公平正义的突出问题。国务院日前批转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引起了代表委员的高度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树成建言，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做到一是要有实招，二是要见实效。应尽快出台具体的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宁波滕头集团总裁傅企平认为，收入分配改革可以从垄断行业的不合理高薪入手，实现公众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初步期望，然后一步步推进。 　　“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关键时期。改革正与危机赛跑，这不是危言耸听。只有通过改革攻坚化解深层次矛盾、创造新的制度红利，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梦’。”迟福林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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