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添加者:  义乌礼品城添加时间:  2007-2-1 0:0:0点击数量:  2347

• 　　连日来，国内财经界对香港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关于国企改革的言论引起空前关注。媒体连篇累椟，洛阳纸贵。一场深刻而且广泛的关于国企改革是与非的讨论带来不同反响。不论赞许还是反对，总之都在加深认识。反省社会得失是经济学家的天职，这话说得不错。然而任何时候过犹不及。经济学家应该严谨，概念不能无限延伸，范围不能无限扩大。记得当代名人邓拓说过，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说半句空。怎样做一个好的经济学家，以前概念不是很清晰，这一次倒是百感交集。相信郎教授以前确实很严谨，但郎教授每天都有高论，俨然陆海潘江，实在不敢恭维。郎教授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夸大其词，乱下结论，已经远不限于一种学术讨论，最突出的问题是许多立论站不住脚。
  
  　　总结一下，郎教授“七板斧”诋毁中国国企改革，可圈可点。具体说来，郎教授的“七板斧”的手段分别是：偷换概念，指鹿为马；以偏概全，乱下结论；坐而论道，脱离实践；生搬硬套，背离国情；自相矛盾，枉已正人；浅尝辄止，信口开河；朝秦暮楚，莫衷一是。作为一个一直从事实践研究，实际操作的学者来说，实在看不下去。
  
  　　前些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经济学家们，你们究竟离实践有多远？》几家媒体不敢登，理由时意见太尖锐了。今年八月份以来，就郎教授提出的话题，我也先后有多篇文章在媒体上发表，如《国企改革化“公”为“私”---与郎咸平教授商榷》、《MBO近期依然是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式之一》、《郎咸平教授国企改革中国资严重流失观点不合事实》、《把“国企亏损”定性为“国资流失”是偷换概念》。作为学者就应该论理，摆事实，讲道理，这一点郎教授一直是赞成的。下面我就“经济学家究竟与实践隔多远”等问题及郎教授的七板斧一一作个分析，以就教于大家。
  
  　　一、经济学家，你离实践有多远？
  
  　　记得前些年有个著名的经济研究单位到某个省进行调研，对一些亏损的国企的大船搁浅，小船放生的做法，写了一个长篇报告，说是典型的国有资产流失，说搞一个搁浅的大船是为了应付国家与社会的债务，不想还钱，国家应该制裁，等等。读过这些高论，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些调研人员从来没有干过企业，连国企的实情都相当不了解，乱下结论，一个老国企，困难到资金转不动，银行帐户早就封死了，各类债主一大串，怎么生产，根本没有办法理顺这个关系，数千职工要吃饭，分成几个车间另立小公司，采用租用的办法，与原来的债务关系分开，先把资产盘活使用起来，养活职工，上交税收，或许做得好，还能一块一块还债买厂，这本来是天大的好事，但到了这些经济学家笔下好事全变成了坏事。真是书生误国！
  
  　　按照笔者的体会，经济学家至少与企业有五道坎，跨越每一道坎都是一次立足点的转换。第一道坎是外来人员与企业职工是一道坎，这两类人看同一个问题常常结论是不相同的。比如外来人员看企业改革可以隔岸上观火，但在企业人员就是保住自己多年奋斗的休戚相关的利益的一场尖锐斗争。第二道坎是下岗职工与在岗职工，例如下岗职工看企业领导陪客户吃顿饭，认为厂子都这样了，还有人大吃大喝，在岗的职工则希望天天有客来，这样企业生意好，工资才能发得出。第三道坎是普通职工与企业管理人员一道坎。第四是一般企业管理人员与企业领导班子一道坎，第五是企业领导班子中副手与一把手是一道坎。立足点一换，看同一个问题，立场不相同，角度不相同，心态不相同，观点就可能有很大的变化。经济学家与实干家总是相差很多，两个角色的重合几乎非常难，但作为一个务实的经济学家，应该尽最大可能去缩小的差距，跨越这许多坎。但是我们生活中有一些经济学家，他们确实有些象当年张天翼笔下的华威先生，每天挟着皮包赶场，说起来就是我很忙，我很忙，下边还有一个什么活动，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从天堂里掉下凡间的天才，不断地有高论，而且不需要与实践结合，自己的高论就是正确。一个从不实际动手烹饪的人要写烹调书籍，从不下厨的人要做烹调大师。肚子里没有多少实际感受，而谈起来却是一套一套，象兑了水的牛奶不知道是什么味。
  
  　　有句名言说得好，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中国革命中陈独秀、张国焘都不敌毛泽东，缺就缺在对革命实践的研究。什么叫中国特色，就是中国的国情。国企的情况你只有深入下去，与企业的各类人员都交朋友，把各种观点都结合起来分析，再找各类数据，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都做仔细的研究，才算有了一些了解，但也未必就是正确的。有的高谈阔论的经济学家，甚至连20年国企改革中针对的国企的弊端都不清楚，不知道10年来国企攻坚问题是什么，这样的人来做经济学家，如果不是偏激，至少算是肤浅。纸上得来终觉浅，应知此事要躬行。经济学家没有在企业干过，没有深入调研，没有越过那多少道坎，体会就没法到那个份上。更不要说那些调查研究走走过场，蜻蜓点水的经济学家。下车伊始，道听途说就好发议论。但愿经济学家们能将注意力引导到深入研究国企改革的实践中去，研究在中国这样一种国情下面如何使国有企业更有活力，研究困难的国企如何改革，那套改革措施如何具有好的操作性，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二、国情倒底是什么
  
  　　有位国外留学的博士与我探讨什么是中国的国情。我告诉他，中国有13亿人口，美国不到2。9亿人，如果把中国与美国人口掉个个，美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会下降70%，社会生产率要下降60%以上，企业的竞争力也会大大下降，美国也许会成为二流国家。工业高科技的比重会大大下降，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也会是很大问题。中国如果是3亿人口，人均资源丰富，改革的效率会高得多。人均收入也会高得多，全世界的人才，尤其是美国的优秀人才也会向中国流动。国情不同，一切措施也会不同，否则就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
  
  　　中国的改革最大的难处在于就业，资源相对短缺，谋生的空间较小，事实上的机会不均等，最大的危机在于贫富悬殊的矛盾。为了稳定，一些国企的改革不能突进，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但是改革因此相对缓慢，也为发展付出了代价。在国企改革中下岗的职工里，绝大多数都是弱者，既不持有技术，也无好的体力，年龄普遍偏大，就业极其艰难。有的年青人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批评这些下岗的技术落后，敬业精神差，下岗是理所当然，不值得同情。我觉得不能完全这么看。建国后的30年，中国的国企是吃饭经济，糊口经济，每年增加多少劳动力，政府就要安排多少个工作。不管怎么样，有饭大家吃。100人的岗位安排了300人，多干不奖，少干不罚，有许多30年工龄的工人只会一两样最简单的劳动，现在他们老了，我们要苛求他们，让他们付出代价，这既不能彰显公正，也不能反映公平。他们那个时代，生产的落后，设备的简陋，技术的缺少，就业的压力，吃饭的经济，受教育条件差，都是时代造成的，我们不能求全责备。而且不管怎么说，也是这过去的一代养活了我们现在的一代。因此，无论是民为邦本的思想，还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无论是社会和谐发展，还是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开拓未来，都要想办法来平缓地实现这个过渡。激化矛盾从来就不是好的办法，追溯既往也会事与愿违，只有依靠不断前进的政治智慧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三、郎咸平教授的七板斧诋毁国企改革与事实不符，于情于理均不合拍
  
  　　中国是个就业压力大如天的国家，这个国情带来了中国国企改革的根本问题。
  
  　　竞争开放，在那些人口总量少，资源丰富的国家均不是问题，但在中国就是极大的问题。国门开放以后，在乡镇企业与外资企业面前，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问题日益沉重，许多企业不堪一击。
  
  　　从1985年开始，我们国家的相关机构就开始研究许多国有企业的困难问题。各种解决问题的试验都在实施，体制的问题作为核心的问题后来才日益显现出来。企业在市场化的过程中，生存的需要，市场的需要，上级考核的需要，许多亏损事实上存在着，但就是在帐务上包着掩着，直到濒临破产之际，在改制之际才凸显出来。记得前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为国家会计学院的题词是“不做假账”，就是因为企业财务水份太大。绝大多数情况下，改制时这些问题才做了真正的清理，因此，原有的亏损的盖子揭开了，人们感觉十分突然，仿佛国企的资产在改制中突然流失。虽然改制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国有资产流失，但这些都是明令禁止的，应该在法制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完全不能道听途说，不能只看现象而不顾事实。
  
  　　其实真要流失也没有那么容易。那么多年形成的财务帐，实物帐，尽管企业的职工知道不多，但财务人员、供销人员，企业的领导班子，银行，主管部门，改制过程当中还有那么多程序，职工代表大会，职代会，还有那么多会办，讨论，那么多部门参加，企业负责人一手操纵虽然也会有，但从总体上为数很少。多数是把实际上早就形成的亏损显性化了，如果硬要说是“流失”，给人的感觉是好象原来好好的，就是因为改制产生的，我们必须弄清楚，究竟是哪一部分流走了，从什么时候流的，流到哪里去了，否则我们的立论还能算是严谨吗？
  
  　　四、郎教授的“七板斧”谬在何处
  
  　　一是偷换概念，指鹿为马。
  
  用“国资流失”偷换“国企亏损”是郎教授中立论中的一大特色。
  
  　　为了更好地说明上述分歧，我们试举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经济生活中经营性主体亏损无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常的亏损，也有不正常的亏损。亏损不等于流失，盈利也不等于不流失。我们先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一家国有企业在经营一批进口石油，该批石油进口后，在销售过程中，获得利润1亿元。接下来，该企业再次进口了一批石油，由于国际市场油价下跌，结果国内市场油价下跌，因此只得低于进口价销售，以致于亏损1亿元。作为一家国企，当他经营过程中盈利时，我们不加干涉，当它出现亏损，我们就要曝光他，说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显然这种做法不能成立。
  
  　　再举一个例，还是这家国企，又从国外进口了一批石油，进口后，国际油价暴涨，该企业按涨价后的市场行情看，可以盈利2亿元，但是企业负责人让一关系户从中低价转手，结果是该国企应获利润2亿元，实获利润1亿元。企业盈利了，但实际走失了1亿元利润，盈利企业的这种行为难道不是国有资产流失吗？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分析：所谓国有资产流失，是指国有企业在经营与处置过程中，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或不应该出现的应得未得或应保有值未能保有的现象，同时这种情况是由于参与操作人员的人为原因造成的，而非客观上存在的或早已实际存在的但非显性的资产损失。
  
  　　我们再看国有企业亏损的情况，有若干要点必须明确。一是这类企业是国有经济或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二是这类国有经济是运作中的经营性资产，三是经营性资产的最大特征是不仅有盈利，同时也可能亏损。既然盈利是正常的，亏损当然也是正常情况。四是在任何经营性活动中，由于经济情况会不断发生变化，经营性活动必须有极高的时效性，作出决定时必须及时，不能贻误商机。五是亏损发生的时间有可能是现时发生的，也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的；六是所说亏损有的已经从财务方面反映的，也有未从财务方面确认并反映到账簿上来的。七是这种亏损是客观上由于生产经营的条件所造成的，不是相关人员故意制造或有意促成的。八，转制过程中的有的市场交易成本是必要的，不是人为添加的，上面这种情况分析了正常情况下企业经营与处置过程中亏损的情况。符合上述情况的，是企业正常性亏损，不构成“国有资产流失”。
  
  　　综上所述，国有企业的亏损之所以应视为正常情况，最关键的要素在于，经营性活动有亏也有盈，既然盈利正常，亏损也应视为正常。其次亏损是非人为有意促成或故意制造的，即非主观故意。三是不管是潜在的还是显性的，都是正常性经营活动产生的。
  
  　　从郎教授剖析的七板斧瓜分国有资产来看，郎教授想证明的东西缺乏说服力，至多是“莫须有”。郎教授应该告诉人们，这些企业转制前产生巨大亏损究竟是实际存在着，还是被故意制造出来的？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重证据社会，不能凭空想象。郎教授做了大量研究得出的结果，却并不拿了真凭实据来，因此就下“国有资产流失”的结论不能让人信服。相反倒是一位了解科龙财务内幕的上市公司会计叫清议的先生在8月29日经济观察报上提供了有根有据的事实，他认为，如果一家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财务报告不能反映其产权的公允价值，必须引入减值会计。假如没有其他资本并购及市场化改造，科龙这家乡镇一级的国有企业未必不会亏到破产的地步。郎在报告中竭力证明顾依靠“七板斧”掠夺国有资产，认为科龙2001年度的巨额亏损是顾一手导演的一场闹剧，并指出顾早在2001年11月就实际掌握了科龙的控制权。但心平气和地讲，实际上，从2000年度报告中就不难看出科龙将严重亏损的征兆。到2001年半年报，这一征兆已经成为现实。只要我们有兴趣读一读清议先生的大作，孰是孰非不就是很明白的吗？
  
  　　二是下车伊始，乱下结论。
  
  　　郎教授一开头把矛头对准顾雏军与科龙等七家上市公司，说格林科尔迅速席卷七家上市公司的国有资产，如同童话一般神奇。后来有剑指TCL与海尔，然后又追踪到倪润峰与长虹，最后一语中的。郎教授在8月16日的媒体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的问题是，我们大部分的国企老总是没有信托责任观念的。国有企业的老总总是觉得国家对不起自己，就想控制公司，打着产权改革的旗号，任何侵害股东权益的事都可以做。”这种说法远不是一次。郎教授如此草率下结论，但郎教授了解的企业可能是中国国有企业的万分之一，而且就是这万分之一可能还只是几家翻了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如果真要下这个结论，恐怕郎教授倾一身精力也难以完成。我相信郎教授说的情况肯定有，但以个别去否定整体，任何严谨的经济学家都做不出来。吴敬琏老先生称没有认真研究不敢乱说，也说不出来，郎教授只是研究了几个企业，而且也只是研究了上市公司公布的财务帐，就一下子把中国的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好象是“洪洞县里无好人”，这已经远不是学术研究的范围了。而朗教授此类言论实在太丰富了。
  
  　　三是坐而论道，信口开河。
  
  　　郎先生多次说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是经济学家拍脑袋想出来的，造成了很大祸患，所以应该停止国企的产权改革。然而事实证明，郎教授连中国的国有企业原来养人糊口企业的特点都不了解。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记得，在建国后的多少年中，国家实行就业安排计划，每年增加了多少劳动力，都要分配到企业去上班，结果是极其突出的人浮于事，僧多粥少，生产效率低下，技术竞争力低下，管理效率低下，激励机制缺失。在国门开放以后，国有企业每况愈下，亏损逐年严重。20年前开始改革，奉行小平同志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直到上届政府还在攻坚，至今也没有完成任务，可见改革之难。国企改革从放权让利、承包制与租赁经营、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和股份制试点、中小企业出售及股份合作制，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虽然也有了很大进展，但实践证明核心在于产权制度改革。多数国有企业如果不进行产权改革，机制就不能转换，企业不能发展。一个连外国人都公认的事实是，原来濒临破产的企业通过产权改革有了生机，绝大部分困难国企的员工在改制后重新找到了工作，重新就业后工资能稳定发放，有的工资还有所上升，人浮于事的现象基本消失。郎教授说产权改革是经济学家拍脑袋拍出来的，恐怕也只有自己拍脑袋才能说得出来。朗先生还说，他心目中好的企业都是国企，现在的国企的经营绩效按照他的调研，看起来不比民营差。郎先生的这种调研真是让人啼笑皆非，稍微有点岁数在国营企业干过的人都知道国有企业效率差，大锅饭机制导致效率差，这样一个几乎所有国有企业的人都知道的事实在郎先生眼中还能得出如此高论，可见郎先生的研究水平确实也够可以了。据我的观察，在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是国家重点投资的垄断企业或相对垄断企业，资本的技术构成较高，人才集中，近些年管理水平也有较大的提高。但就是这些企业，也还有体制上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整合。而在中国内地，几乎每个县都有数十家国有企业生存困难，改了一批，但是还总有一些改不了，还在困境中挣扎，郎先生应该去看一看，为什么国企的效率不象他在香港见到的那样好，为什么在他的眼里正确的东西变成了谬误，而他认为是谬误的却并不为实践所公认。总不能总是摆出世人皆醉我独醒、遗世独立的样子，仿佛别人总是不理解他。
  
  　　郎先生还批评国内的经济学家说，这一代学者大部分是不做研究的，都是拍脑袋的。郎先生还说，象产权改革，国退民进，就是那些不做研究，拍脑袋的学者想出来的，从而造成很大的祸患。改革是中国千百万人的事业，郎先生大概也知道学者即使再怎么拍脑袋，只要在实践中行不通，也还是推行不下去。郎教授一下子把国内的经济学家批得体无完肤，这反映了郎先生的个性，但把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的千百万人伟大实践的事业，一古脑子记到经济学家头上，不是信口开河又是什么？
  
  　　四是生搬硬套，背离国情。
  
  　　朗先生多次在立论中说，“我国根本没有正确认识MBO 的本质，国内的MBO并不是国际意义上的MBO。现在国内所谓MBO是用银行的钱收购国家资产，这是不对的。简单地说，MBO就是一个掠夺国有资产的最好方法。”郎先生的理论并没有错，问题在于药方用错了地方。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或多数不是这样。虽然上市公司的MBO我没有深入研究，不敢下结论，但我知道绝大多数被兼并的国有企业或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的情况。这些企业的资产是什么，是拖欠的银行的贷款，是拖欠其它企业与个人的欠款，是拖欠的职工工资与劳动保险统筹费用，许多企业早已资不抵债，虽然形式上还有个企业在那里，但是实际上早已不姓国了，多数情况是姓银行和姓职工了，有不少企业的净资产早已是负数。MBO的方法，不过是换了一个形式上的权利人，所谓从银行贷款购买国有企业，实际上是银行在帐目上把债务人换了个名，企业依然是银行与其它债主的，那种一转眼企业领导人通过MBO就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说法在实践中百分百不存在，纯粹是一个伪命题，不过是蛊惑人心、哗众取宠的花拳绣腿而已。
  
  　　朗先生在多篇文章中说，中国的企业家是职业经理人，象张瑞敏、李东生等只不过是国有企业的保姆，他们把工作做好，是应尽的责任，。如果国有企业的老总觉得不公平，应该辞职去打天下，与真正有资格取得股权的民营企业家一较长短，但国企老总就没有资格要求股权，因为平台是国家股东给的。
  
  　　咋听上去，郎教授的理论蛮有道理。但事实上朗教授的命题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而且与中国国情不相符。中国至今还没有实行真正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因为职业经理制度是个体系，2002年开始，国家才开始这项研究，将职业经理人制度体系作为一个课题建立起来，也还谈不上操作，到了2004年，国家才开始努力搭建中国职业经理人的资格评价体系，国务院国资委所属的职业经理研究中心就在做这样的工作。
  
  　　我们说国有企业中至今还没有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职业经理人，是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实施职业经理人资格制度的条件还有待完善。根本的一条就是职业经理人是在市场上公开竞聘中产生的，是按照市场价值体系兑现薪资的，而且作为一种人力资本，还可拥有期权和其它待遇。这一点清华大学的魏杰教授做了深入的研究。笔者认为，在完全竞争的行业里，必须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而现在的国企，只有一些运行效益比较好的单位岗位薪资有所提高，并且与市场经济规律还远未挂钩，绝大多数国企高管人员与技术人员工资也相当低。当然并不是企业经营管理者不想这么做，是因为企业的运行环境不适应这么做。如果硬要这么做，消极后果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由于企业总体经济状况较差，拉大企业内人员的工资差距，既为经济条件不许可，也为企业绝大多数员工所不认同，年轻的与年老的矛盾，岗位之间的矛盾，管理人员之间的矛盾等，由于体制所限，很难摆平。在华的外资企业著名职业经理人不少是百万美金的薪资，与他在同一行业的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应该发多少工资？特别是李东生、张瑞敏这样已经到国际市场上叱咤风云的企业家？姚明在美国职业蓝球队年薪是2000万美金，中国的国家体育总局的男篮的选手收入能有多少？由于外资企业与其它所有制企业能够出得起市场价值体系下的工资待遇，国有企业的人才不断流出，已经造成国有企业日益严重的人才危机。违背市场规律，企业没有成长，更不用说长久。打个比方，企业的技术中心主任给了2000元月薪，中心的有实力的其它技术人员跳槽去了其它企业拿了15000元月薪，你说这个单位的技术人才能不外流？如果我们硬要给技术中心的工程技术人员给予市场相应的工资，那么其它部门怎么办，单位高管又该拿多少？普通职工工资不能提高，员工不答应怎么办？退休的、下岗的及其他类型的企业人员怎么办？当然企业最根本的问题是没有这个承受能力。如果我们总想不按市场规律办事，不能逐步建立健全市场规律下的工资与薪酬制度，久而久之，不仅人留不住，企业也只会越来越困难。如果让郎教授到内地大学来工作，每月3000元月薪，郎教授如果待不住，相信其它人员都有同感。如果大学里与郎教授一样有才华的骨干都走了，这个大学还怎么生存，怎么发展？郎教授硬说国有企业有多少优惠待遇，以此来低估企业家的贡献，其实这些年，在完全市场竞争领域早已不存在。银行发放贷款是要能及时归还并且提供利息的。不管你是民营的，还是外资的，只要企业做大了，还贷信誉好，受到的待遇是一样的。我在以前有关MBO的文章里已经详细分析过企业家对企业的作用，举了小霸王与步步高的例子，段永平走了，一些有实力有技术的愿意到市场上实现自我价值的人走了，小霸王衰落了，那么原有的企业怎么办，那么多员工怎么办，多年来拖欠的银行债务和其它债务怎么办？当然我们不会怀疑郎教授 的目的是把现有的国企搞垮，但郎教授开口闭口职业经理人，国有资产的保姆，不要说保姆的这个说法我不赞同，至少说职业经理人既不现实，也没有条件。
  
  　　五是自相矛盾，枉已正人。
  
  　　郎教授在这方面的特点是比较明显的。一会儿，郎教授指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大部分是不做研究的，拍脑袋的，”自己的“观点是做了大量研究的结果，我每一句话都有数据支持。”试问朗教授，中国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作为多年改革最后选准的突破口，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有人们在改革中认识不断加深的结果，有在操作过程中不断调整的经验教训作参考。要么就是郎教授根本没有做深入的研究，或者研究的方法与采集的数据有重大出入，完全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来。郎教授通过几个企业的一些例证就能认定“大部分企业家都没有信托责任观念”，如何能说明自己是严谨的？朗教授仅凭在香港几家内有国有上市公司的帐面业绩，就能得出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好的结论。朗教授在谈到华晨仰融的事情的时候又说，“国有企业效率低，民营企业效率高是事实。”对比起来，我们真不知道朗教授说些什么。纵观近期朗教授在对国有企业改革上的众多言论，确实存在着手电简照人不照自己的问题，一方面去苛求别人，一方面自己却是那么不严谨，要举的例子实在很多了。
  
  　　六是朝秦暮楚，莫衷一是。
  
  　　郎教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同一类对象上采取不同的态度让人怀疑其内在动机。郎教授批评李东生、张瑞敏、顾雏军以及众多的企业家，郎教授说，“问题的重点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都在联合起来侵吞国有资产。”“那个公司不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呢”从理论上来说，朗教授摆出了一副保卫国有资产的架势，但是我们发现在同一类企业家身上，朗教授的态度截然不同。例如华晨仰融，朗教授说，“企业有效率经营确实不容易，”“仰融离开后，华晨去年业绩下降了28%，这对于所有股东来说都是损失，如果能够更加清晰的界定产权，提高经营效率，那么对于任何一方都是好事。”朗教授举了国有资本开头后来不断发展的例子，来证明仰融的作用，并且认为华晨汽车可以可以采取引进遗产税的办法进行和解。朗教授在此时此地说，“当然国家可以说没有第一笔100元资金就没有仰融以后的事业，但是这个说法就严重低估了企业家的价值。由于企业家的价值甚难估计，因此任何行政与司法决策对于企业家都是不利的。”
  
  　　众所周知，郎教授原来代理华晨仰融与辽宁省政府的官司，所以他的建议是仰融个人可以在国有企业里占股份，甚至占大股，向政府交纳遗产税就行了，这种做法就不是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了，而张瑞敏、李东生的企业家价值他从不提及，却在反复讲多少国有企业可能受到的扶持对于企业的作用。我们不仅要问，朗教授为何对同一类人首鼠两端，莫衷一是？
  
  　　七是以偏概全，危言耸听。
  
  　　朗教授一会儿说中国应该立即停止产权改革，一会儿说国企与民企都在联合起来瓜分国有资产，一会儿经济学家拍脑袋，造成很大祸害，一会儿说资产流失海尔都是如此，随便找几家都是这种结果，其它企业的情况可想而知。在谈到信托责任，郎教授又立马下结论，说外国人有这种道义上的责任，而中国人没有。此类说法，在郎教授的高论中比比皆是。
  
  　　用不着更多的分析，郎教授虽然挥着的“板斧”挺能吓唬人，但细看一下，也完全不是真金白银，多少让人感觉英雄气短，实力不足。也有少数经济学家支持朗教授的议论。我想要说的是，笔者长期从事实践中的国企改革研究，早在10多年前就有关于国企改革的大块文章登载于媒体，也曾与当代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做过请教与交流。一方面我依然要说，尊敬的经济学家们，你们倒底离实践有多远？另一方面，我愿意与不同意见者进行面对面交流，用事实说话，把我们争论的观点弄清楚，也希望我们的争论丰富由媒体发起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的内容，为中国的企业改革与发展鸣锣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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