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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无小事，送礼有学问。国礼，见证了外交史上的重要时刻，也记录了国家友好往来的点点滴滴。所谓国礼，就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对外交往中与各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和其他重要人物相互赠送的礼品。国礼是怎么送出门去，又是如何迎进门来的？背后又有多少有趣的故事呢？银镀金嵌料石坛城：1976年6月，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访华时赠毛泽东。　　中国外交部如何“收礼”　　曾任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的鲁培新，在礼宾司工作了20多年。他介绍说，礼品最早都是由双方国家领导人当面交换。后来演变成事先在钓鱼台国宾馆的一个客厅里由双方的礼宾人员负责交换。我方收到礼品后，就给礼品受赠对象（一般是国家领导人）电话报告一下。后来礼品交接手续越来越简化，外国赠送的礼品，礼宾司只有极为简单的记录。　　杨鹤熊也是外交部礼宾司资深领导，曾任礼宾司司长。两任礼宾司前司长都提到，礼品的接受、赠送只是礼宾司日常工作中的很小一部分。礼宾司主要负责外国元首来访的接待、宴会招待，我国领导人出访的活动安排等等。实际上很多礼品，领导人都没有看过，因为没有时间。　　外交部接受完礼品，处理的时间大概一个星期。赠送给国家领导人或以国家名义收受的国礼，会送到专门的收藏机构。吴德广在外交部工作多年，曾担任国宾接待处副处长、礼宾司政工参赞。他记得当年周总理对礼品的处理极其严格，指示礼宾司将外宾送给他的礼品直接上交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周恩来还多次对礼宾司指示，要把有纪念意义、价值高的礼品集中起来，选择适当场所陈列展览，供国内外人士参观。1981年1月30日，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成立的国家友谊博物馆，一个主要职能就是收藏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收到的来自全世界的“国礼”。　　到了20世纪末90年代初，杨鹤熊说，外国送的礼品有工艺品，但日本、韩国等国家会送一些音响器材、电视机等电子产品，我们国家领导人一般会转送给学校。　　国礼除了赠送给国家领导人，随团访问的工作人员也会得到礼品相赠。外交部对此有明确规定，接受的礼品无论价值大小一律上交。“除非是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工艺品上刻着我们的名字，还有一些小巧的手工艺品，不值什么钱，才会让人当场领走。”鲁培新说。　　对于收上来的礼品，外交部每年会集中处理一次。“像我们这样经常出席外交活动的人，唯一能有一项小小的‘特权’，就是优先在自己名下的清单里挑一样东西。不过注意，不是白拿，是优先购买。”杨鹤熊笑起来。“价格大概是市场价格的几分之一。”鲁培新也说自己因这个“福利”买过日本的相机、摩洛哥的地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东西在中国还十分鲜见。挑完之后，其余的东西就处理给外交部的其他同事，每人一件，通过抓阄的方式认购。　　来而不往非礼也，送什么？　　中国自古便是礼仪之邦，重视“以物传情”，礼尚往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送出的国礼究竟有多少？对此几位资深“老礼宾”，都回答说很难有确切的统计数字。因为全国党政军各部门、各省区市也都会对外送礼，外交部无法一一统计。有资料称，我国送出的国礼数量，恐怕比收到的要多得多。　　一般送礼有以下几种情况：我国领导人与各国领导人互赠；我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对方国庆庆祝活动赠送礼品；有外国领导人或政府代表团访华赠礼后，我国还要回赠；我国领导人出席国际会议，要随行带去一些礼品。送礼对象中往往还包括对方国家的翻译和接待人员，各级别都要送到。　　中国的文化艺术博大精深，各种手工艺品巧夺天工，成为最初国礼的首选。雕漆、陶瓷、景泰蓝、牙雕、刺绣等工艺品是礼单中的常客；丝织、湘绣、描漆和陶瓷的领袖像也时常被列入，其中毛泽东纪念章特别多。到了1952年，礼单中开始出现贴有毛刘朱周、全国名胜风景、国庆观礼、建设成就、外国来访代表团在华活动等照片的像册，以及邮册、诗笺谱、檀香扇、年画、民间剪纸、绸缎等。礼宾司以前还经常送出茅台酒、龙井茶招待外宾。　　送礼也要因地制宜。给非洲国家送手工艺品，不如送一些实用的东西更好。鲁培新回忆，以前也送给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一些电器，比如熊猫牌的电视机。杨鹤熊介绍，到了八九十年代，中国也向外国送过中国自产的电脑等数码产品，例如送给古巴、委内瑞拉、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一些轻工业的产品，比如衬衫、手表等也很受欢迎。出访时，这些往往作为赠送对方翻译和接待人员的礼物。在八九十年代，礼物中开始有一些画册。送画册，也是向欧洲国家学来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当代中国在科技文化经济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印刷得非常精美。　　另外，送国礼也要做调查研究。外国人喜欢赠送照片给中国领导人，这也启发了我方礼宾人员，定制了一些专门的国礼。比如仍选择送传统的刺绣工艺，但就不拘于松鹤、熊猫等传统图案。杨鹤熊介绍，一次阿拉法特来中国访问，当时中方就送他一幅绣像，极为精致，也非常像阿拉法特本人。阿拉法特看后欣喜溢于言表。　　这种特制的礼品往往收效颇好。比如2009年奥巴马总统来访，中方赠送给他的国礼是一幅刺绣作品《奥巴马总统合家欢》，工艺出自著名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沈秀”。胡锦涛主席用十多分钟的时间如数家珍般地向奥巴马介绍作品的创作过程与艺术特色。奥巴马一家人的绣像栩栩如生，工艺巧夺天工，令奥巴马非常感动，惊叹不已。杨鹤熊也说，因为像刺绣这样的工艺很费时，往往需要提前半年就要做好准备下好订单。　　有档案资料记录了新中国初期的一次送礼。1952年8月，周恩来率团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和苏联外长谈判，讨论中苏关系的重要议题。8月19日，周恩来从莫斯科发回电报，要外交部迅速筹办一份礼品。外交部接到电报三天内，即拟定了礼品方案，电报周恩来。但周恩来回电说“礼品不够大方精美”，并再次指示礼品的种类、购买款项等事宜，还具体指示“请郑振铎等同志协助”。外交部立即抽调人员，兵分三路，赴上海搜购绣品、瓷餐具等，赴天津选购地毯，在北京也到处搜购，并“配垫制匣”，特邀专家协助写礼品说明。18天后，两架中国民航货机将这批价值3.5亿元（旧币）的礼品送往莫斯科。档案特别提到：“注意与商人特别是古玩商磨价钱，很多礼品打了9折，个别如碧玉洗原要5400万元，磨至4500万元。”　　精心筹备，避免“礼多人也怪”　　中国人有句老话叫“礼多人不怪”，但这句话也并非百试不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还缺乏外交经验，送礼也送出过问题。　　1953年4月，我国驻匈牙利大使馆就发回一份“关于出国代表团赠送礼品问题的报告”，提出送礼“大有改进的必要”。报告中详细举了一个例子：我国驻匈牙利大使馆曾送给匈部长会议主席拉科西一些礼品，其中有一株象牙白菜。拉科西夫妇视之为非常珍贵的礼品，异常爱惜，向贵客展示时都小心轻放在地毯上，生怕摔坏了。但后来不少代表团到匈牙利，都带来类似的礼品，因此“匈牙利的同志也就感觉很平常了”。其他如景泰蓝、丝织风景画、刺绣、绸料等，“有些匈方的负责同志已得到类似的礼品不下四五份、六七份，甚至更多。”　　鉴于这些问题，驻匈牙利使馆建议：出国代表团的礼品最好有计划地统一于一定的专门机构进行准备，根据代表团的性质、任务、成员身份和准备送礼的对象而有所选择和区别；礼品应尽可能简化，选择有纪念性质和富有宣传效果的为好，如锦旗、丝织或刺绣领袖像、年画、照片、画册和书籍等；成员身份不高的一般代表团不必带贵重礼品，只须带些小的手工艺品和明信片作为临时性的赠礼即可。　　可见，“送礼”也是在外交活动中慢慢摸索出规律的。鲁培新和吴德广就给记者讲述了两人共同经历的一次效果非常圆满的“送礼”。　　为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1992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这次活动意义重大，为准备赠礼方案，吴德广和鲁培新等相关人员绞尽脑汁。考虑到不少老一代日本政治家对中国文化造诣颇高，于是他们向部领导建议，一是请我国一些著名国画家画些国画；二是请篆刻家为每位首相刻一枚印章。两件礼品既贵重，又高雅。这个建议得到了江泽民的肯定。　　外交部徐敦信副部长当即邀请黄胄等十多位著名的画家，到钓鱼台国宾馆商讨此事。会上外交部有位同志说，总书记访日，几千元送礼定额不够，请画家帮忙献画。黄胄幽默地回应：“一幅画价值无价，相当于用一辆卡车拉的物品。”大家听了都笑了。他接着对画家们说，这是国礼，请大家一定认真对待，画出水平。既然是国礼，就不应向外交部要一分钱。画家们也很高兴，作品作为国礼赠送，也是一种光彩。4月8日早8时，江泽民总书记在日本迎宾馆和风别馆，邀请福田赳夫、铃木善幸等6位日本前首相共进早餐。他们都是中日关系发展历程的重要见证人。早餐会上，江泽民向各位前首相赠送了画和印章，并和他们逐一打开名作欣赏，印章上刻着的是首相们的中文名字。这些特意准备的精心之作，让前首相们兴奋不已，赞叹其艺术价值甚高。鲁培新还记得，田中角荣因患中风，行走不便，说话也很困难。江泽民亲自前往他的住所看望，并赠送了画和印章，让田中非常激动，热泪盈眶。　　国礼怎么送？大有讲究　　送礼大有讲究，吴德广表示，他自己总结的经验就是，首先要重视国礼的政治意义。比如1995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时，江泽民主席向联合国赠送的“世纪宝鼎”。这尊高2.1米、鼎座高0.5米的巨鼎被安放在联合国大厦北花园的草坪上，既展现了中华古文化的源远流长，也象征了团结、统一和权威。杨鹤熊风趣地提到，“鼎”还谐音“顶”，“顶中国嘛”。其次是尊重各国的礼俗，送礼要注意他国的种种禁忌。比如向伊斯兰教国家赠礼，禁忌赠送酒类礼品，尤其是烈性酒。　　鲁培新也概括了送礼中的三个误区。一是避免送礼过多，你送我也送，太重复。二是日常外交活动中，避免太贵重的礼物。每个国家都有规定，达到多少价值的东西都要上交，实际上受赠对象本人也拿不到礼品，倒不如送一些有意义的或者是实用的东西。三是忌讳体积过大。（摘自《文史参考》2012年第22期 作者：黄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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