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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公历9月，重庆下了一场暴雨。这场暴雨应该没有前段时间北京那场暴雨大，因为有关部门并没有惊呼“六十一年不遇”，不过它带来的危害可不比北京那场暴雨小：低洼地带汪洋一片，排水系统彻底瘫痪，大水裹挟着阴沟里的垃圾，打着漩涡冲进市民的屋里去，一排排民房轰然倒塌，很多人在睡梦中失去生命…… 　　这场暴雨究竟害死了多少人，未见统计，但是在1935年9月8号的《新蜀报》上，有记者报道说：“日前大雨为患，重庆居民因被灾以致无家可归者，达5470户。”也就是说，全城共有五六千户家庭因为暴雨失去了家园。他们的家园哪儿去了？让雨水泡塌了。 　　只是一场暴雨，不是一场洪水，长江没有决口，山洪也没有爆发，可是竟然有几千个家庭的住宅因此毁掉！说明那时候的民房质量实在不怎么样，那时候的公共排水系统肯定也不会有多么高明。 　　两年后，全面抗战打响，重庆成为“陪都”，一个美国记者到重庆采访，顺手调查了一下公共设施，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城市根本没有西方城市常见的那些四通八达的地下管道(除了自来水管道)，雨水和生活污水只能从街道两旁的阴沟里流走。而这些阴沟几乎不存在高度差，沟里的废水很难流动，慢慢地渗入地下，时日长了，污泥和垃圾在里面积淀得越来越厚，阴沟自然就堵塞了，需要专门雇人清理。而由于战争的关系，国民政府财政紧张，捉襟见肘，又不愿意拿出钱来做这种“小事”，以至于阴沟渐渐淤平，完全成了摆设，雨水无处可去，只好在街道上汇集，小雨可行船，大雨可看海，暴雨一来，水深三尺，房屋自然也就纷纷倒塌。 　　不光是重庆，近代中国所有的大城市都缺乏有效的排水系统，同时也都不具备良好的公共卫生条件。听听竹枝词里是怎么说北京的：“深沟难得水流通，马足常年踏软红。”街道两旁的阴沟堵塞了，污水流不出去，从石板的夹缝里涌出地面，马蹄踏在暗红色的人粪尿上，一步一滑。再听听竹枝词里是怎么说天津的：“水波浑浊是城河，惹得行人掩鼻过。”护城河都淤塞了，里面的水成了死水和臭水，过往的行人都捂着鼻子。包括电影里灯红酒绿的上海滩，除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好一些，上海南市、上海老城和上海闸北都是“臭秽之气，泥泞之途”，市民又不顾公益，“往往将自家垃圾倒在别人家的门前，粪缸置于通衢之旁，浊气熏蒸，疠疫横生，既碍于卫生，又碍于交通。”(陈金镛《余之生活观》，上海广学会1926年版) 　　二线城市也不容乐观。武汉“缺乏水道设施，污水遍地横溢，空气污浊，严重影响了市民健康”(《武汉政报》第3卷第1期)。青岛“里院居民，多系杂住，对于清洁卫生及公共安全多不讲求，常有疾病传染”(《调查乡村纪要》第三编《青岛报告》，湖北地方政务研究会1935年版)。苏州和杭州倒是河道纵横，排水便利，但是卫生极差：由于人口稠密，地皮紧张，绝大多数家庭不盖厕所，全用马桶代替，早上起来，主妇们提着一只只红漆马桶来到河边，很麻利地倒掉里面积存的内容。所以民国时定居苏州多年的费孝通先生说：“天下再也没有比苏州城里的水道更脏的了。”(《乡土中国》第29页，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 　　鲁迅给朋友写过一封信：“上海的空气真坏，不宜于卫生，但此外也无可住之处。”那时候，他在上海居住已有八年，对沪上公共环境之差可以说深有体会，可是他又不想搬到其他城市去，因为他知道，每个城市都是那么肮脏，每个城市的市政部门都是那么懒惰无能，每个城市的居民都是那么不讲卫生。您知道，最近这两年出版界正猛刮一股“民国风”，夸民国教材编得合理，夸民国知识分子自由独立，夸民国大学生气度不凡……大伙所夸奖的这些，我都认同，并且认为值得我们现代人借鉴和效仿。但是我绝不赞成某些朋友“宁愿生到民国”的梦想，第一，以目前的技术手段，穿越尚不可能；第二，民国那么脏，即使您成功穿越过去，最后也是被吓得逃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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